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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宋攻金以后，郝经看不起宋朝君臣，他觉得理宗皇帝认识不到唇亡齿寒的道理，轻率的出兵助蒙灭金，以报与金的世仇。金国灭亡不久，自己却遭到金国同样的灭顶之灾。
郝经在当初投奔金莲川，他是从内心敬佩忽必烈的。征南时，忽必烈收服的八思巴。郝经知道八思巴是继任萨迦派教主。以前，萨迦派在河湟流域和玉树地区传至董毡，董毡后收阿里骨为养子，阿里骨继立为青唐主，因他非家族血统，故内部各部落离心，疏族辖杨乌尔在青海湖一带自立为部，斯纳、森摩、陇逋三族中的部分人往归之。斯纳族中的另一部分人，奔往西夏与回鹘交界地方，立董矩为主，自成一部。西纳家族在青海河湟流域和河西走廊一带活动，定居西纳川，曾归属于政权。他们家族的先祖有位西红领巾多吉坚赞者，武力雄强，曾在朵康包波岗地方征服了人数众多的穆氏部落。其子西纳南巴和西纳格西二人前往卫藏，哥哥西纳南巴后定居西藏，其后裔有宗吉坚赞桑波和本多吉仁钦等。弟弟西纳格西到了萨迦，修学显密教法，成为学者，五代分裂和宋、辽、金、西夏长期对峙的局面行将结束，由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汗国以雄强的武力推动中国再次走向大统一的局面，同时为藏传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时机，当时，后藏萨迦昆氏家族与教派结合的萨迦派的上层人物，通过传教于西夏的藏族僧人，很早就认识到在北方兴起的蒙古汗国的重要性。据说在萨伽班智达任萨迦派教主之前，其伯父扎巴坚赞就曾对他预言，在你晚年时，将有头戴飞鹰冠、足空猪鼻靴的使者迎请你到说着与我们不同语言的国土去。届时你应前往，定能在一些三宝之名还未传到的地方完成弘扬佛法的事业。后来萨迦班智达是按这一预言去凉州与阔端相会的，西纳格西在萨迦长期学经，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加上他不属萨迦毗氏家族，又不是萨迦派的根本弟子，在萨迦并无大的发展前途，所以要去北方设靠新兴势力，开拓自己的事业。西纳格西一行在成吉思汗统计表军上都时拜见成吉思汗，当时成吉思汗问西纳格西，你们四人从何处来，是何民族，懂何种知识。佛法我知道，我是大地这主，世上再无比我大的主宰，汝等既有知识，可为我降一场雨。于是四人紧闭眼睛，弹指作法，立时大雨降临，水满山谷，成吉思汗说，停雨！彼等收法，立时雨住。成吉思汗谓左右说，彼等能管天。大为惊异，转达生敬重。当年冬天，汗王回军北返时，他们请求去五台山和普陀山朝拜文殊菩萨和观间菩萨，成吉思汗王说，汝四人俱有功德，可留我国中。四人坚持要行，成吉思汗说。如此，请西纳格西留我处，未予放行。成吉思汗有他政治上的考虑，主要是因为西纳格西来自西藏萨迦，其来也远，考虑到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托雷生有忽必烈兄弟3人，又有西纳则觉自幼即被收养为义子，共为4兄弟，成叶思汗家族在长期的战争中常收养别的部族的小孩为义子，这些义子长成后，的有成为蒙古汗国的名次地贤臣，如成吉思汗任命的最高法官失吉忽都忽、名将屈辱出。西纳则觉被托雷收养为后来西纳家族称雄青海湟水谷地传播萨迦派奠定了基础，窝阔台之子阔派人到西藏迎请萨迦班智达，萨班携其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至达凉州，并于次年元月与阔端会见。那是蒙古皇室与西藏佛教领袖人物的首次会面，他们商定西藏地方归顺蒙古的条件，制定了西藏统一于蒙古汗国的措施，同时也确定了萨迦派在蒙古皇室扶持下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商定的这些事项还未完全实行，萨班和阔端相继病死在凉州。继任萨迦派教主的八思巴从窝阔台系统的阔端转投到拖雷系统的忽必烈那里，才真正奠定了萨迦派在蒙元一代的权势地位。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纳家族的人有过一定功劳。继西纳格西之后，又有西纳家族出身的僧人在元室活动，阔端和萨班在凉州相会后，忽必烈派人到阔端处，要萨班到忽必烈那里去。阔端借口我已年迈，不可离上师与佛法，不放行萨班。忽必烈无奈传命说，如此，可让其侄八思巴前来。后又因八思巴年幼，未受丘戒，忽必烈复传命将八思巴遣往萨迦受比丘戒，然后送来我处，并派在他那里供职的西纳堪布喜饶益希为护送八思巴回藏之侍从老僧。由于西纳堪布促成了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会晤，合八思巴成为受元室外王族尊崇的上师，将由萨班和阔端二人开创的西藏地方与元朝中央朝廷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联系推向新的高度，受到忽必烈和八思巴双方的器生和赏赐，西纳堪布因服侍之劳，施主与福田问，欲赐封地与汝，汝欲得何地？答曰：如此，我往视吐蕃何地为佳，然后回报。请赐随从及派集乌拉差役之诏书，西纳堪布至藏区，经由宗哥、免尔干、赤喀、平托、东康、噶甘居到凉州比底寺、切顿寺、康撒寺、拉松寺，将犹如珍宝之土地及无数寺院写在文书之上，返回向朝廷呈上。皇帝下诏书命他和领文书中所载各地。施主与福田各赐给他珍珠诏书一份，并委任他为宣政院院使。以上各地，宗哥在今青海平安县，兔尔干在湟中县境内，赤喀即今贵德县，均在清洗河湟流域。也就是说，从西纳堪布受封起，古称宗喀的今青海湟中、平安等地即为西纳家族辖地，今湟中县西部有川名西纳川，为该家族的居住地，后更名宣政院，掌管佛教及吐蕃事务，置院使两员、同知两员，后来院使增至10员。西纳堪布喜饶益希贝桑布受到封赐外，西纳家族中还有一些人也受到封赏。当时帝师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西纳家族成员多为萨迦派僧人，很早就投靠蒙古王室，权势显赫，其属地除西纳川外，西宁西川的临川、迭沟川、民和的古鄯、贵德大史家等地皆为其辖地。西纳格西之后，西纳家族仿萨迦体例，其家族成员历辈均有出家为僧者，称为西纳喇嘛，其宗教地位的继承采用萨迦派僧人，很早就投靠蒙古王室，西纳贝本被封为青海宗喀地方的万户后，西纳主要在青海河湟流域的宗喀地方活动，主要传播藏传佛教萨迦派。
郝经是和八思巴谈过佛经的，作为一代文宗，郝经想做到博古通今，也想做到博学多才。八思巴说，夫净土法门者，乃一乘了义，万善同归，三根普被，凡圣齐收，横超三界，迳登四土，极圆极顿，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也。郝经说，无量寿经者，如来称性之极谈，众生本具之化仪；一乘之了义，万善之总门；净土群经百数十部之纲要，一大藏教之指归也。如上诸贤所以盛赞此经者，盖以本经持名念佛法门，圆满直捷，方便究竟，一超直入，最极圆顿。以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之究竟果觉，作我众生之因心。以果为因，因果同时。从果起修，即修即果。心作心是，不可思议。本来是佛，现又作佛，是故当下即佛。直捷了当，方便究竟，奇特殊胜，不可思议。便以净土诸经之中，唯此经备摄圆妙。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弥陀十念必生之大愿为本。深明三辈往生之因，广摄九界圣凡之众。正显持名念佛之法，直指往生归元之路。郝经的祖籍泽州陵川，他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在兵荒马乱中，他家饱受战乱之苦。他九岁那年，其母在一次逃难时藏身于地窖，因乱兵以烟火熏燎洞口而几至丧生。郝经本人在颠沛流离中也几度濒死。河南沦陷后，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后徙顺天。在保州满城时家境贫寒赁屋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其父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继续学业、发扬家风，郝经才因此不致辍学。是时，其父借铁佛寺南堂招童子开馆授业。郝经则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同时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握管缀录，如是者五年。初读书时，郝经喜好诗文，他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为修身非为禄养。郝经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树立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藩帅豪门交相征辟。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征战之余，搜集了不少图籍秘录，藏书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他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象金莲川的儒士人那样，他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他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象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蒙哥汗当政以后，郝经看到皇庭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郝经期待着能乘几挈会，用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他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他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