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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晴嗤之以鼻：“别看你会写诗，云里来雾里去的，看人，还差火候呢。既然冯月真心里没鬼，你出狱了，她为什么不露面？从前害怕受牵连，你已经没事了，她为什么依旧东躲西藏？她想嫁人也正常，用得着改名换姓吗？”
西江月一时答不上来。徐晴又开始教训他，“别鬼使神差了，只有我徐晴跟你一条心！据我看，钟鼎更是个神秘人物，他们俩的半路夫妻很可疑，不妨来个顺藤摸瓜，抢个头功，这事得瞒住特高课和警务厅，他们总想甩掉我们，独占全功，哼，小看我姑奶奶了！”
这时墙上的电话铃响了，徐晴走过去摘下耳机子，接起电话说：“是我，免贵姓徐。我听出来了，太好了，我和诗人就盼这一天呢，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啊！好，好，我记住了。”
挂上耳机子，徐晴眉飞色舞地告诉西江月：“等着拿关东军的巨额赏金吧。破获一个支部，奖金一百万；破获一个省委、省党部，你知道多少吗？一千万，那叫一千万哪，谁能不动心？”
能让徐晴欣喜若狂的消息，莫过于与地下反日组织的大老板会面了。西江月也很兴奋，他猜道：“一定是陈蒙通知，党部书记长要见你了？”
徐晴点头，“正是，我都想好了‘一网打尽’的方案，到时候，什么警察厅、宪兵队、军部的，统统不用，为防止走露风声，只用舅舅手下的特勤警察，千万不能惊动宪兵队、特高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己滴下的汗水浇灌的收成，岂能与别人分享成果？”
4
今天对钟鼎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国务总理派了他的零号车来接钟鼎去治牙，坐在吉姆黑轿车里，钟鼎心还不落底，有张景惠的大红请柬，他不能不识抬举，不想去也得去。钟鼎提着器械箱上车时，曾对小原二郎建议过：“总理官邸毕竟没有治牙的器械，不方便，不如屈尊到牙院就诊。”
小原二郎固执己见：“今天不过是看看，总理阁下牙肿得没法吃东西了。需要拔牙时再到诊所来不迟。”
去就去吧！毕竟不是宪兵队、警察厅来传，张景惠那里应无危险的。他想请示上级已来不及了，吉姆车驶入总理官邸，只见这里如临大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车在玄关底下停住，小原二郎先跳下车，绕到右侧，跑过来替他拉车门，还客气地说：“麻烦钟大夫了。”
门廊里，刘月冷静地观望着。
进入张景惠官邸客厅，钟鼎发觉苗头不对了，根本不见张景惠的影子，以甘粕正彦为首，一大群少佐军阶以上的军人或站或立，个个一脸杀机，看样子都是宪兵司令部的头面人物。
钟鼎怔住，镇定一下自己，问了一句：“病人在哪儿？”
甘粕正彦笑着回答他：“也许有病的并且病入膏肓的是钟鼎先生自己。”
钟鼎一听，头嗡地一下像要炸开，这是什么话？看来灾难突如其来地袭来，他竟一点预感没有。钟鼎转身想走，门外几把刺刀交叉着挡住去路。
甘粕正彦依然面带笑容，他说：“我很同情钟鼎，也很同情你父亲。”
钟鼎大为惊诧。出了什么事？怎么扯到他父亲身上去了？看眼前这阵势，钟鼎已感到大难临头，也只好扛着。
甘粕正彦说：“我虽与你的父亲只有一面之识，却久闻其名，我还知道，你的父亲是张景惠的磕头弟兄。”
钟鼎有点紧张，甘粕正彦怎么连这些都一清二楚？看样子来者不善。因为他身份、境遇不同，是秘密潜入新京的，他明知父亲与国务总理有旧，却根本不敢来见张景惠。
现在，既然甘粕正彦主动提起他老子，钟鼎正好当挡箭牌，他说：“这是怎么了？我们父子堂堂正正为人，家父向来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有什么值得同情的？”
甘粕正彦说：“你还是信不过我呀，楚天一先生。”
一叫出他的真名，钟鼎眼前一黑，身躯为之一震，完了，他尽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可脸上的表情不那么自然了。
甘粕正彦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是奉天反日的地下组织头目之一，你改名换姓，持伪造的身份证件与叫冯月真的女人闪电结婚，借在新京开镶牙院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我有一句是诈你吗？”
钟鼎索性挺直了腰，说：“这是无中生有。我开镶牙院手续俱全，说我反满抗日，证据何在？”
甘粕正彦冷笑说：“楚大夫少安毋躁，一会儿你就不会这么嘴硬了。”
钟鼎说：“你想怎么样？大不了解了我这一百多斤！”
甘粕正彦说：“一百多斤？不止吧？你父亲母亲，你四个弟弟、两个姐姐，还有侄子、外甥，我算了一下，三十几口人，怎么只一百多斤呢！”
钟鼎明白他要干什么了，他“嚯”地站起来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要杀要剐我一个人的事，你们别殃及老小，这太残忍了。”
甘粕正彦说：“这是战争造成的非常时期，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只要对帝国安全有利。没人在这种时候讲人道。对你钟鼎，已经是个特例了。如果不是我出面担保，军方已经决定杀你全家老少，你父亲身为奉天省协和会评议委员，却纵容儿子从事反满抗日活动，这还不是十恶不赦之罪吗？”
正在这时，张景惠气急败坏地冲入客厅，协和帽一摔，指着甘粕正彦的鼻子吼道：“甘粕正彦，你们还有点人味没有了？骑到我张景惠脖梗上来拉屎了！”
直到此时，钟鼎才明白，张景惠也是受蒙蔽的人，甘粕正彦用他的关系网编织了一个大圈套。
刘月缩在门口，替张景惠拿着大衣。
甘粕正彦并不生气，他并不讳言：“这也是非常时期，关东军不得已采取的下策。您是国策制定者，您该清楚，满洲不同于华北、华东、华南，日本人很快要把整个满洲变成旅顺关东州一样，这里需要的不是武力镇压，而是征服人心。后院不能起火，不能灯下黑。因此，在我们眼皮底下兴风作浪，尤其不能容忍。”
张景惠很知道甘粕正彦的背景，惹不起，话已软了许多，他说：“这我还不明白吗？我是太气不过了，不该顶着我的名把人骗到新京来！”
骗了人过来？难道是日本人把钟鼎全家都骗来了？
为了证实自己是清白的，张景惠走过去，将屏风后的门一拉，出现男女老少几十口人，张景惠告诉钟鼎，“他们把你全家都抓来了，这和我无关。如果你不悔过、不就范，日本人就会杀你全家、灭你满门。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日本人的用意，还发邀请，请你们全家来过重阳节呢。”他再三表白，“可别寻思是我张景惠下的钓饵呀。”
钟鼎茫然片刻，大叫一声扑上去，家人一片号啕声，有叫哥哥的，有叫弟弟的，也有叫叔叔、叫舅舅的……
见刘月还在一旁站着，甘粕正彦叫人轰走了她。
钟鼎走到一个官员模样的老者前面，跪下说：“父亲，儿不孝，给家里惹来这么大的祸！”
父亲半垂着眼皮说：“你都看到了，全家人性命都在你手上了。”
钟鼎站起来，冲着甘粕正彦歇斯底里地大叫说：“你们不能这样残忍啊！”
甘粕正彦说：“楚先生，话我都说到家了，战争已经改变了一切，在这庞大的残酷的机器面前，我们个人常常是无能为力的，你想活下去，只能想权宜之策。”
钟鼎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撕扯着，嗥叫着，像一匹受伤的野狼。
被赶出去的刘月躲在屋子里写了一张字条。她必须把钟鼎的事报告给上级。不到联系的时间，她只能使用非常手段。空拨电话号码两次，通了也不讲话。
果然奏效，一小时后，总理官邸门外卖老刀牌香烟的贩子出现了，吆喝声一声比一声大。
刘月溜出大门，叫道：“卖烟的，来五包。”
一个卫兵说：“刘月也学抽烟了？不抽大烟啊？”
刘月说：“去你的。你才是大烟鬼。”她递钱时，把一张纸卷到钱里，卖烟的麻利地揣起来。
刘月拿了烟往回走，顺手扔给两个卫兵一包说：“都是答谢你们这些外鬼的。”
两个卫兵眉开眼笑道谢。
5
当徐晴和西江月如约赶到这个大杂院时，西江月愣了，这不是荣安里吗？这是窑子街呀！在长春，除了二马路的圈楼，就是荣安里的妓院出名了，这吴连敏怎么把神圣的见面地点选到这么个龌龊的地方？一听西江月喊出了窑子街，徐晴讥笑地说：“诗人对这里这么熟啊？显然常来常往啊！”
西江月苦笑着说：“你真能糟践我，这种半掩门的下等娼门，我会来？”
徐晴又发动进攻：“这么说，上等妓院你常去了？”
西江月说：“你别闹了。”
徐晴回头看看，十多个便衣正悄悄尾随在后面，这是她从舅舅那里借来的精干特勤警察。徐晴打了个手势，这些人散开，各自隐蔽起来。
令徐晴、西江月始料不及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有一些日本特务跟踪在后面，只是她并无觉察。
徐晴和西江月认准了门牌号，敲门，出来开门的正是化名陈蒙的吴连敏。二人惊喜地跟进去。
这是一间普通民居，座北朝南的正房，砖瓦到顶，一明两暗，灶间墙上供着灶神，灶王爷、灶王奶奶的神像被烟火熏得看不清尊容了，依然享用着主人所供的香火。
吴连敏带他们进了东屋。一铺铺了芦席的炕占去了屋子差不多一半的地方，炕上的大躺柜又占去炕的三分之一，柜里塞满被褥、枕头，地下有一个八仙桌，旁边配两把明宫式简易的无棱角的沉香木圈椅，桌上一座老式座钟，上边搭着红布，一边一个青花瓷胆瓶，里边插着蝇甩子和鸡毛掸子，还有葵扇。
吴连敏把徐晴和西江月让到八仙桌两侧椅子上，自己坐在对面炕沿上，落座后上茶。
徐晴观看着沾满茶垢的茶碗，上面还有苍蝇屎。她厌恶地以手轰赶苍蝇，问吴连敏：“这是什么地方？窑子吗？”言下之意是责备。
吴连敏给他们抓了一大把瓜子，解释说：“这条街虽有诨名叫窑子街，并非家家是半掩门，这一户就是正经人家，我的一个远房表弟住这儿，临时借用一下。”
徐晴磕着瓜子，漫不经心地环顾着房间，等了一阵子，见始终没有人来，趁吴连敏到厨房去添水时，她小声对西江月说：“书记长之类怎么还不到？不会耍咱们吧？”
西江月倒是安慰她：“你别急，大人物嘛，那得千呼万唤始出来呀，世面很乱，小心不为过。”
旧木钟单调地走着，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失。当吴连敏为他们续茶水时，徐晴忍不住问：“老板什么时候露面呀？”
吴连敏说：“我不是在这儿吗？”
这一说，西江月和徐晴全都吃惊不小，徐晴问：“你不是开玩笑吧？”
吴连敏反问：“这是开得玩笑的事吗？”
徐晴怒不可遏，腾地站了起来说：“太不像话了，你敢耍我们？”
吴连敏不紧不慢地说：“上个月见面时，我还不是本市党部的总负责人，半月前，几个大员抓的抓、走的走，我就奉命接手了。”
这话是真是假，无法对质，明知被耍却又只能吃哑巴亏。西江月泄气地看着徐晴，徐晴也像瘪了的皮球一样。没办法，将错就错吧。她说：“那好吧，请老板指示吧。”
吴连敏便摆出了上级的架势，说：“在组织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做了那么多事，特别是弄到了电台，使我们又与重庆总部恢复了联络，这都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