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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是在国内某大学做研究人员，不用教书，项目是各做各的。然后是出国读书，没有班级，没有集体宿舍，没有大合唱，更没有集体早操。后来，我开始写论文，再后来拿学位了，成了学术派“孤魂野鬼”，既没人搭理，也没人需要搭理。
对于一个口口声声热爱自由的学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梦寐以求的吗？
有时候，我的确对别人不得不过一种特殊的集体生活深感同情。我同情不得不经常在领导面前点头称是的人，同情为了公司业务在客户面前强颜欢笑的人，同情要用精确到分钟的方式跟丈夫或妻子汇报每日行踪的人。
每当可以连着几天几夜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网，没有孩子吵着让我带他去动物园，没有丈夫吵着让我给他做晚饭，没有领导吵着让我做报表，没有同屋的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我的确有种捡个大便宜没事偷着乐的感觉。
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辩证的。
集体生活中的“强制性交往”，迫使你想独处时不得不面对他人，而“孤魂野鬼”的生活使你在想跟人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拿起电话，一个一个往下扫名字，还自言自语：“这个人有空吗？上次是我主动约他吃饭的，这次再约人家会不会觉得很烦？”而且，其实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吃一餐饭，都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岭。
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做早操了！”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百人之中，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
我曾经厌烦这一切，可是后来又发现令你烦躁的，其实可以帮助你防止抑郁。
今天，我在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她行色匆匆，没说两句就要跑：“哎呀，我得赶紧走了，我们有个学习小组，每周一下午聚会。烦死了，又不能不去！ ”
我不同情她，嫉妒还来不及呢。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聚会不能够不去。
刘瑜
Micha，以色列人，在欧洲长大，住在美国，拍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这样的人，大约也只能在纽约碰上。
大约三年前，他想拍一部纪录片，关于广东某个生产出口牛仔裤的工厂。通过朋友，他认识了我，后来一直保持若有若无的联系。前一段，他突然 email我，说电影已经拍完了，周五在某
某地方放映，让我去看，还叮嘱我，“honestly”告诉他我的感受。
于是去看了，失望。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太煽情。从头到尾，每个细节都在说：这些女工，多么可怜啊，真可怜啊，太可怜了 ……一直给观众一种压迫感。就让我想起以前在天桥上，几个要饭的小女孩冲过来，抱住我的腿大喊大叫。可能我本来想给的，经那么一抱一缠，陡然失去了同情心。
为了服务主题， Micha甚至不惜制造情节。比如，女主角小丽本来是不写日记的，但他安排小丽 “作写日记状 ”，“日记 ”里的内容，以画外音出现，字字血，声声泪，不像一个四川的小女孩写的，倒像是作家的作品。如此之假，我看得难为情。
煽情这个东西，正如其他很多东西，遵循物极必反的道理。这一点，几万网民签名让某电视主持下台，就是一个证明。另一个证明，就是至今很多人想起倪萍那盈盈泪光的双眼，还会有一种莫名的想哭却哭不出来的生理反应。
其实，聪明一点的电影早就不煽情了，反煽情才是时代潮流。在反煽情的方式上，有两个套路。一个是
无厘头，看谁假正经就跑过去撞它一下，看它摔得四脚朝天，然后逃之夭夭，像胡戈那样。另一个就是冷煽情，比如那些艺术电影，人人都绷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半天不吱一声。我不哭不笑不吵不闹，让你们这些批评家一个批评的把柄都抓不到。
其实 “反煽情 ”这东西，到一定程度也很无聊。生活中的确
没有那么多 “倪萍时刻 ”，但是有时被感动，也是人之常情。什么感情都给解构了，嘿嘿，下一步就是去解构 “解构主义 ”了。更要不得的是，为了讨好主流的娱乐精神，愣是要成天作 “一点正经没有 ”状，也挺累的。咱不能因为被感动这件事情不太酷，就把它藏着掖着。就算它是农村来的二舅吧，土点儿，也是家庭一员呀。
不过像 Micha这样使劲煽，我还是害怕的。所以出了电影院赶紧逃之夭夭，甚至没有跟 Micha “honestly”交代我的感受，支支吾吾说 ： I like it…。 I have got to go。 See you。
Micha一抬眉梢，看着我可疑的表情，说： Really？
诗坛风乍起
坦率地说，韩寒跟沈浩波吵架，比韩寒跟白桦吵架，好看多了。韩寒骂白桦，那纯粹是以强凌弱，我都不忍心看。韩寒跟沈浩波掐，这才是棋逢对手。我看得津津有味。当然不能把粉丝的力量算进去，道理跟人数没关系。韩寒说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我不同意。我觉得，写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就像其他一切游戏一样。比如下棋，比如打牌，比如唱歌。人类的进化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
但都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这些大同小异的游戏。饱暖思游戏，
也算是人类的一个高级本能。说诗歌是文字游戏，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觉得游戏是人类的最高境界之一。世界各地大约都有“文以载道”的追求，尤其是中国。但是诗歌在各种文体中，可能是“道”的成分最少的。它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通过词语的衔接与错位，把文字变成魔术，而魔术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的。就算是写诗机器写出来的诗（本质上还是人写出来的，因为套用了一些已有诗歌的格式），比如“请王佩吃月亮”这样的诗句，还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就是说，相对而言，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形式主义，最接近音乐，最少依赖“内容”、“情节”、“意义”、“道德”的力量－－我们知道，“内容”、“意义”、“道德”这些东西，不但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写作投机分子所操纵。比如，某些作家就喜欢用写“大题材”来掩盖才华的贫乏。所以，我向来认为，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考验一个写作者的才华。当然，诗歌能体现才华，并不等于写诗的人都有才华。这么简单的道理，沈浩波显然没有拎清。比如他自己，他就没有什么才华。他以为别人不喜欢他都是因为他“心藏大恶”，因为他“下流”，所以他洋洋得意。本来就以恶为美嘛，千夫所指，恰恰满足了他那点孤军奋战的英雄主义虚荣心。我不喜欢他，其实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才华，还成天自吹自擂，
以为自己盖世无双。如果说有点才华，也就是自吹自擂的时候有
点火花。就好像某个产品唯一的好处，就是广告做的好一样。要我看，无论你哪个半身写作，都需要才华。他根本没有，就用嗓门来代替才华。丫写诗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捉蝴蝶，气喘吁吁，却根本就逮不住文字的感觉。如果用他所热爱的下半身说法，就是捅来捅去，捅不到那个洞里去。顺便说一句，我觉得韩寒“抓蝴蝶”的本领也好不到哪儿去。在“气势远远大于才华”、“观点远远多于道理”这两点上，韩寒和沈浩波倒有点相似。而且沈同学还喜欢搞门门派派，给别的诗人打棍子、戴帽子、搞文字锦衣卫，动不动骂人“学院派”、“技巧派”、“形式主义派”、这派那派。这就更令人讨厌了。我觉得这是沈浩波最讨厌的地方：把人们对诗歌本身的关注，引向了对诗歌门派的关注。这对于诗人来说，是最不可饶恕的。毛主席自己不爱学习，所以就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沈浩波自己没有文字游戏的才华，就说修辞越多越反动。其实修辞之于诗歌，就像辅助线之于平面几何，是柳暗花明的关键。没有修辞的诗歌，走到极端，就是赵丽华的诗歌。事实上，如果去读沈浩波的诗歌，凡是还有点火花可言的地方，也就是修辞出没的地方。当然，也不是辅助线加得越多，一道几何题就越容易破解，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就懒得罗嗦了。
本来，赵丽华写完全没有修辞的诗歌，作为一种诗歌试验，无可
厚非。我其实根本不欣赏大家对她群起而攻之。中国值得群起而
攻之的人太多了，根本轮不到她。可气的是沈浩波这种人，非要说你们欣赏不了这种诗歌或者他的下半身诗歌，是因为你们太蠢。这就有点耍赖的感觉了，你明明端了一个空盘子出来，还要别人做吃的“津津有味”状，如果不做津津有味状，就说你味觉有问题。据说，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你们学不会的，就别努力了。靠，你负责空洞，我负责挖掘其中的哲学深度，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吗我说。咱俩换换位置怎么样？再说了，下半身诗人不是最讨厌“哲学深度”这种提法吗？“哲学深度”这种东西，不是“学院派”货色的玩意儿吗？怎么下半身一急，就急成上半身了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同学似乎爱以“民间派诗人”自居，结果“网民”的表现，直接把他从“民间派”打成了“自作多情派”。当然，也可以说，网民不代表民间，不知道街上的菜农、民工、流氓地痞算不算民间，要不让他们读读沈浩波的诗？估计等群众的唾沫汹涌而来的时候，沈又会从“自作多情派”变成“找死派 ”了。当然，我不觉得菜农、民工、流氓地痞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就像我不觉得教授、文学批评家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一样。我觉得扛着“民间”的大旗狐假虎威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任贤
齐说了，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其实学院派也好，民间派也好，作为诗人，大家都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搞什么派系斗争。不如大家一起长途跋涉，回到文字本身。至于群众接不接受，网民接不接受，倒是次要的事。我想象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文字的奥妙，与世界达成和解。不一定是那种“被接受”的和解，而是那种“接受不被接受 ”的和解。
说实话，写诗是人权之一，便是没有才华的人，也还是有写诗的权利。就算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对语言的魔术抱有一种探索之心，也还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沈浩波的这种说法，一个时代无论如何堕落，不能堕落到没有诗人。就是说，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是诗，就是好诗。只要是以写诗为爱好的人，就是时代的先锋。诗坛，正如其它任何“坛”，肯定也是良莠不分，肯定也有投机分子。因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划分出一个精神特权阶层，让群众夹道欢迎，我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跟“出身论”、“血统论”异曲同工。至于把诗歌写得一文不值还要命令整个社会对它顶礼膜拜的人，我看，不但不能拯救一个时代的堕落，其实是在恶化它。
周末读物暂缺
他人的生活在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正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 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 15镑饭钱之后，我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