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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几心里一沉，那就是说来不及了？今天夜里就要执行？他还有几个小时？……
招待所的食堂里，大约二十多个像老几这样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老犯人分坐三桌。饭菜不错，四个菜一个汤，还有酒厂做的玉米芯烧酒。干部换了不少，没人还记得烧酒的研制归功于老几。老几发现坐同一桌的老犯人谁也不跟谁说话，但眼珠都在耷拉着的眼皮下灵活游动，观察和判断其他犯人的身份、年龄、罪状。叶干事最后走进来，脚步很急。
“唉，怎么不吃啊？都吃吧，啊？这是场部专门照顾你们安排的饭，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
老几想，你当然不跟着我们吃，因为你不跟着我们吃枪子。他眼睛的余光看着同桌有一双手拿起筷子，朝一盘葱爆羊肝尖伸去。接着五六双筷子都朝那个盘子伸去。老几是最后一个拿筷子的人。时代还是进了一大步，老几边喝酒边想，1954年的刑前晚餐饭可没有这么丰盛。大家都乖乖地吃着自己的饭，没有牙就用牙花咀嚼着很嫩的爆炒肝尖，米粉多于牛肉的粉蒸牛肉，兑了一半馒头渣的四喜丸子。老几渐渐在那些脸上、手上、姿态上辨识出一丝一毫秀气和文雅。多年前的文雅和秀气在一层皮肉般的黑色老垢下活了。
回到房间里，老几拉开唯一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居然找到了四页纸。假如正反两面都用，就是八页。那么就不至于什么也不留给婉喻而撒手人寰。
同屋的犯人在天光还没有完全暗下去就入睡了。他们倒是真想开了，都睡得那么深，那么沉。老几借着窗外进来的光，提起笔，却又放下来。他不知道应该给婉喻留下哪一篇书信体随笔。坐了一两个小时，他开始在房间里溜弯子，还是决定不了，最后一夜写下脑子里的哪几篇最好，让婉喻回味而不让她伤心。
他听到窗子有点响动，回过头，见叶干事的面孔一晃而过。他是来看看老囚犯们是否认命服法，安稳地睡生命中的最后一觉。叶干事敲了敲门，然后推开门进来，原来这门没有从外面上锁。还有一点不同从前，就是行刑前夜没有人给他们上脚镣手铐。叶干事就站在门口，不愿意进来的样子，小声问老几，怎么都睡那么早，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他忘了通知，饭后场部礼堂有新电影。老几非常惊讶，这一夜没人铐你，还有电影看，时代真是进步了！但他相信这是外松内紧，你往外跑试试，一定在几秒钟内给撂倒。
叶干事拉着老几，要他一定去看一场电影。老几拗不过他；直到现在他还是个不愿过分执拗、让别人为难的人。再说，场部礼堂给他留下了那么深的记忆，要告别此生也应该和它告别。
秋天的晚上八点四野通亮，阳光的最后余辉还留在种种景物上，但景物的影子都半融化了，带一点暗红调子。
叶干事不到三十岁，侧面看鼻子直挺，是西北回民的鼻子。他问老几家里还有谁，孩子们都多大了。老几想，你看，来了吧？这就是软性的“验明正身”，时代进步了，干部们风度好了，对敌人表现高姿态呢。老几回答，家里没有一个人了，前妻和孩子们在十多年前就跟自己中断了任何往来，一个字的书信往来也没了。叶干事似乎让老几的这个回答弄得有点不好意思，闷头走了一会路，才又开口。
“‘四人帮’倒台了。”叶干事说。
老几说犯人们都组织了集中学习，明白党内又来了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次斗争以后，就再也不会斗争了。”
老几看着地，两只脚“一二一”地向前迈步。再斗争不会关他老几什么事了。本来也不关他老几任何事。
“当时，你是怎么被捕的？”叶干事问道。
老几告诉他，1954年春天，他就那么在小女儿的目送中被押上了一辆警车，判决书在抓捕他之前就预先填写好了。号子里呆了一个礼拜，他尚不知道自己的案由。同号子的狱友有大胆的，相互交头接耳地打听案由，但所有人都跟他一样，都弄不清自己的具体案由。入狱的第二个星期，他被传唤到了监狱的院子里。院子渐渐给各个监号的犯人填满，站成三列。监狱当局的干部开始照着一张名单点名，最先被点到的名字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人，一共有169名。接下来被点名的是30个无期徒刑犯人。第三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有期徒刑15年，一个是20年。当时听到“陆焉识，有期徒刑15年”时，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脸上身上，就像他中了一等彩票。当然，后来他的徒刑被加了两次，一直加到死刑，又减成无期。他对叶干事笑笑，意思是，你看，人们在我身上做了那么多加减法。
他们到了礼堂正门口，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挺立了近二十年，身边的空缺是林彪塑像留下的。石头林彪在1971年9月给凿碎搬走，毛主席就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那里，但身姿略微侧偏，似乎仍然有个无形的伴侣与他并肩。离礼堂不远，就是发电站，发电机轰轰的声音混在孩子、大人的叫喊嬉笑声里。人们赤红的面孔上不再有一对大黑鼻孔；从七十年代开始，每家每晚可以用两小时的电。
场部礼堂里木椅一排排的，跟过去自带板凳大不相同。因为是卖票的营业电影，场内对号入座，所以并不拥挤。叶干事领着老几坐在十五排正中间，告诉老几他用的是招待票，是政治部宣传科专门招待老几他们二十多个人的，可惜其他人都睡觉了。
他们刚坐下，一个熟悉的面孔从前面一排回过头，瞪了老几一眼。保卫科的河北干事。从那次调查了知识青年的死亡和火灾，就再没见到他。叶干事跟他打了个招呼，称他为“曲科长”。他升任成科长了。曲科长瞪老几，是因为终于要“君子报仇”，就在明天，公案私案都要一并结案。
就在曲科长雪亮的瞪视中，场内灯光暗下来，一个纪录片映上银幕。窗子仍然把西北高原的黄昏透进来，使黑白纪录片不黑不白。
电影结束后，叶干事把老几送回招待所的房间，并祝老几晚安。
根据天色老几判断此刻是十一点左右。他摸出那四张纸来，在第一页上开了头“亲爱的婉喻”，然后就停住了。他脑子里塞着那么多盲写的稿子，每一篇都是完整的文章，他在记忆里翻来翻去，挑花了眼。公鸡都开始打鸣了，他还在犹豫，挑不出一篇最合适的作为跟婉喻的永别留言。焦灼从五脏烧出来，烧到手心脚心，烧得他浑身冒汗。他为了最终徒劳的盲写而恼怒自己，也恼怒叶干事；行刑也该通知得早一点，好让他准备得充分一些。人一生只死一次，草草地就死了，比来到这世上还不由自主……
第二十七节 夜审
关于我祖父的加刑，我从他的回忆录上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个叫江帆的区公安局长被捕了。具体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军统。具体证据也模糊，但模糊证据是“有人”密报。当时叫做“有人”的证人到处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导致了江帆曾经着手办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审。其实不是重审，就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军统嫌疑，在1951年的“镇反”1954年的“肃反”的量刑时，必然会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逻辑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绝大部分被加刑，死缓于是成为死刑，无期加成死缓。“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假如现在给他加刑的某位首长在将来又涉嫌中统、军统或其他旧政府部门，又要推翻现在的改判，那么二十五年就还会加上去，给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监狱当局的干部问陆焉识是不是不服审判，不服是可以上诉的。陆焉识表示自己绝不上诉，因为就他所知，所有上诉的犯人都没再回到监狱来。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这次他没有放弃上诉。上诉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败诉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上诉也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政府为敌”。
陆焉识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为重刑犯押到监狱的底层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忆录并没有细写环境，因为担忧婉喻在阅读时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够。所谓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缓犯人。但处死要一批批来，刑场的安排问题，行刑人员、行刑弹药的调配，刑场安全保卫的策划，以及各单位观刑代表的组织，都需要一些时间统一运筹，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么痛快，机枪一响，割倒一片。死刑犯们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么排的，每个人都可能今天被带到审判大会，然后直接带到刑场。偶尔有一两次，被带到审判大会会场的人又被带回来了几个，似乎是因为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给弄错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个谜。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带回来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
陆焉识和同监号的重刑犯们都准备好一套体面衣服和鞋袜，时刻准备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响。陆焉识为自己准备的是一套深蓝的三件套西装，是弟弟焉得送给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毕，正要出门去参加一个学术方面的酒会。除了西装，他手腕上还带着婉喻的礼物，那块白金欧米茄，领带和蓝宝石领带夹是韩念痕送的。那张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时带给他的，框在椭圆形的袖珍玳瑁相框里，现在被放入了西装胸前的内兜。每天晚饭后，重刑犯人们都卷上自己的铺盖，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卷在被褥里，拖着重镣攀登到顶层五楼。五楼全是机动监号，关押临时犯人，等于是个犯人客栈。如果谁没有随着大伙搬上五楼，他必定在夜里被“验明正身”。
夜深人静，底层的某个监号会摆出长条桌，桌后坐着公安干部，桌面上摊着表格。问答开始了――“什么名字？”“×××。”“年龄？”“××。”每次回答之后，干部就在一栏里打一个勾，证明名字、年龄、籍贯和本人对上了号，生怕明天拉上审判台的人多，加上开大会的上万群众进进出出，乱哄哄的会毙错了谁。表格上的栏目被一个个勾画完毕，公案干部头一摆，狱警就把这人押出去，找个合适地方让他睡最后一觉。
搬到五层楼上的重刑犯们会在第二天早晨听见看守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