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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我的老师二十多年前就把它用于《诗经》研究。但是，《诗经》的作者们不署名却未必有如此复杂的想法，商周是奴隶社会，也是贵族社会，那些大人君子们打破脑袋也想不到混入大多数有什么好处。他们不署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他们看不出写篇小文或唱个小曲却要标上自己的名字有多么风光体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着作权的意识，当然也没处收版税去。
着书立说，出名露脸，这基本上是汉代以下人们的想法，特别是司马迁，该先生由于特殊的个人遭际，极具升华冲动，《报任安书》中，一个孤独的血泪淋漓的作者站起来，他将战胜时间和俗世而不朽。从此，每一个会写字儿的人都知道：文章是我的，我将因此被记住。反过来，我要被记住，我就必须写。
当然，现在就更要写，因为不仅文章是我的，职称和版税也是我的。
而孔子不这么认为，孔老先生也是自我感觉甚好的人，但他毕生述而不作，一本《论语》，不过是弟子们的听课笔记，如果他不幸进了现在的大学，能不能混上个副教授还真是个问题。
在孔子看来，“道”也就是真理，在天地间默然运行，人所应做的，仅仅是谦卑地认识它、准确地转述它。真理如风，正如诗歌如风，如果有一个人长发飘扬，他不会认为这风属于自己，他不会给这风署上标明产权的名字，也决不会因此而骄横虚荣。
——这就是古人的想法，不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头还是后头？
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左传哀公六年，公元前四八九年，吴国大举伐陈，楚国誓死救之；陈乃小国，长江上的二位老大决定在小陈身上比比谁的拳头更硬。
风云紧急，战争浩大沉重，它把一切贬为无关紧要可予删去的细节：征夫血、女人泪，老人和孩子无助的眼，还有，一群快要饿死的书生。
——孔子正好赶上了这场混战，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吃的是清炖野菜，弟子宰予已经饿晕了过去；该宰予就是因为大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为“朽木粪土”的那位，现在我认为孔夫子骂人很可能是借题发挥：想当年在陈蔡，这厮俩眼一翻就晕过去了，他的体质是差了些，可身子更弱的颜回还在院儿里择野菜呢，而年纪最大的老夫子正在屋里鼓瑟而歌，歌声依然嘹亮，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精神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不只宰予一个，子路和子贡就开始动摇，开始发表不靠谱的言论：“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无所丑也若此乎？”
这话的意思就是，老先生既无权又无钱，不出名不走红，四处碰壁，由失败走向失败，混到这地步，他不自杀不得抑郁症倒也罢了，居然饱吹饿唱兴致勃勃，难道所谓君子就是如此不知羞耻乎？
话说到这份儿上，可见该二子的信念已经摇摇欲坠，而且这话是当着颜回说的，这差不多也就等于指着孔子的鼻子叫板，果然，颜回择了一根儿菜，又择了一根儿菜，放下第三根儿菜，摇摇晃晃进了屋。
琴声划然而止，老先生推琴大怒：子路子贡这俩小子，“小人也！召，吾与语。”
俩小子不用召，早在门口等着了，进了门气焰当然减了若干，但子贡还是嘟嘟囔囔：“如此可谓穷矣”——混到这地步可谓山穷水尽了。
孔子凛然说道：“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
——黄钟大吕，不得不原文照抄，看不懂没关系，反正真看得懂这段话的中国人两千五百年来也没多少。子路原是武士，子贡原是商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此时的我们相差不远：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世的成功那么真理就一钱不值，而孔子，他决然、庄严地说：真理就是真理，生命的意义就在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践行。
此前从没有中国人这么说过，公元前四八九年那片阴霾的荒野上，孔子这么说了，说罢“烈然返瑟而弦”，随着响遏行云的乐音，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呆若木鸡，喃喃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当然，如今喝了洋墨水的学者会论证我们之落后全是因为孔子当初没像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被人整死，但依我看，该说的老先生已经说得透彻，而圣人的教导我们至今并未领会，我们都是子贡，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而且坚信混得好比天高地厚更重要。但有一点总算证明了真理正在时间中暗自运行，那就是，我们早忘了两千五百年前那场鸡飞狗跳的战争，但我们将永远记得，在那场战争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孔门师徒的乐音、歌声、舞影和低语。
——永不消散。
那些做不到的事
当我们探讨道德之“底线”时，我们是在假设道德如一架通天梯，直入云霄的那一端超凡入圣，而最接近地面的那一端，就是底线。底线是最低纲领，我们至少要达到底线，——没敢要求你上到高处去，只比地面高一点点还不行吗？
按照这种梯子论，似乎底线这件事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容易的，基本而容易大家都不能做到，遂痛心疾首，叹世道浇薄。
这里恐怕有个错觉，这种错觉一定程度上是“底线”这个词造成的，它在汉语里意味着最低的条件、最低的限度，而当这个词与道德相连时，“限度”指的就是社会中关于人的行为是否正当的起码的共识或者说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价值。问题在于，这两个“限度”意义是不同的，前一个限度在逻辑上是必要条件，而后一个限度，却未必能构成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说明白点：在道德问题上，基本的未必是容易的，道德底线与其说是我们最易达到的，不如说是我们最易逾越的。
比如全世界的幼儿园里，开宗明义要教的一件事，就是毋说谎，这应该算是底线了吧？但摸着心口想想，如果这是底线，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在底线之下，底线之上的或许只有若干圣人和那些天真未凿的孩子。
再比如，毋偷窃，这件事做到也难，你固然不会——主要是不敢——撬人家的房门，但盗版软件不是用得正气凛然？据说是另有大道理悬在更高处，但是啊，我记得幼儿园老师教育我：别狡辩，赶紧把东西给人还回去，还得老实承认错误。
还有毋杀人，说起来似乎大家无异议，是底线，但人类之为万物灵长，恐怕主要的本事之一就表现在比其他任何物种更善于同类相残——至少其他物种要互相吃还不像咱们这样想出千奇百怪的理由：他是某国人、他是某类人，所以该吃而且吃得正义。
所以，假设现在有一人站在这里，低眉顺眼谦虚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撒谎欺骗背信，我不偷窃，我不贪婪嫉妒，我不杀人，我总算达到了底线，请你们把我算成一个人吧。对此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会认为这件事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就是传说中的圣人。
世界各大宗教，包括我们的孔夫子，苦口婆心、连劝带吓唬，不过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人之为人的基本道理，但这些基本道理做到了，人离圣人或圣徒其实也就不远。所以，我一向不赞成梯子论，这种上层次上境界一步一个台阶的想象有渐入佳境之美，但与人类的真实道德体验和道德实践无关。以为所谓道德底线就是放宽了要求放低了标准，因此大家都会达标，那最终必会失望。
说到底，所谓道德底线，窃以为就是我们能知而难行的那些道理。父母爱孩子，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不成其为底线，因为正常人都能做得到。但不要往牛奶里放三聚氰胺，这件事天下人都知道不对，有关人等在没被抓住之前就是做不到，所以，一旦抓住，国人皆叹：底线何在？官员不要贪污，强者不要欺负弱小，诸如此类大家都知道，是公理是共识，如果民意测验，大概百分之百赞成，但这百分之百里，还是颇有些人偏就做不到。
——顺便说一句，我是从不相信网上搞的那些道德表态，只看统计数字，你会觉得我们是遍地尧舜，但正如以上所说，道德不是靠群众表态搞起来的，这种表态只是证明我们能知，却不能证明我们能行。君不见，《疯狂的石头》里绑票的歹徒也在理直气壮地批评人家不讲道德。
我以为，底线不必费心去找，从来就有。问题倒在于大家或者有人为什么做不到。但这件事，自古不知多少人想白了头，在此再写五百页也未必说得出子午卯丑。于是，打住，乱翻书。正好翻到《诗经》，想起一字曰“比”，倒是可作话头。
孔夫子讲道德，主要的路径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爱你的爹妈孩子，类比一下，也该爱别人的爹妈孩子。这个路径到了汉儒那里，用来阐释《诗经》，所谓“赋比兴”，主要是“比”，由男女调情比到君臣关系，由鸡毛蒜皮比到军国大政，总之，一切都是由近及远，联类推广开去。
所以，《诗经》在古代被用作了道德教材，所要学的自然不是见了俏佳人如何睡不着觉，而是见了俏佳人如何想起天下想起皇上。如果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至少在古代中国，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了。因为按照孔夫子的规划，这个秩序井然的道德世界就是比出来的，比之本意为鸟之联翩，说白了就是推比联想，由私推到公，由小推到大，由自己的爹推到皇上，理论上，“底线”应是一路逶迤，不绝如缕。
看上去很美，在如今的读经派看来，正可济世救民。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并非人人都是诗人，按照任何一种能量定律，推比的效用都会递减以至于无，比如我知道皇上就好比我的爹，如果我爹在村头被人打了，我一定拎着锄头去厮拼，但如果皇上君父在千里之外京城遭了外族欺负，那老实说，我还得锄我的地。
由私比推公，可能有私德而常常无公义。公义何在我们知道，但问题是公义与我们何干？你倒是拿人家比爹，谁知人家是不是拿你比儿子？
如此，便是爱自己的儿子给别人的儿子吃三聚氰胺，便是一盘散沙，底线荡然。
谈“底线”，终究要谈私人如何成为“公民”。
孔门弟子做好事
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的弟子都是“活雷锋”，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努力做好事。做好事分为两种，一种如颜回，躲在破巷子里哪儿也不去，天天思考人生的意义，有个窝头吃，有一瓢清水喝，颜先生就乐呵呵的了。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做好事，世道这么乱，一个人呆在屋里不出去添乱就是最大的德行。
帕斯卡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