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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岱好文字。不是那种正大的好，是纨绔子弟的那种好。好得有点儿赖皮，好得不讲道理。明代小品，文字通常是放得开了，但二袁其实还是官员气派，作爽朗作洒脱，自高处平易近人；至于竟陵诸家，越放开越别扭，如仆人扮老爷，手脚不知何处安置。倒是张岱，便是赖皮，便是不讲道理，也是娘胎里带来的随便。
16。张岱文字快。他喜用排比，快时直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目不暇接。张岱爱热闹，文字也热闹，眼观六路，下笔如飞，无黏滞、无间断。小品文字，写慢容易，写快难。快而又磊磊落落、跌荡流转如张岱者，尤难。
17。张岱纨绔也，故有霸蛮气。行文如操刀，造句如欺男霸女。如《报恩塔》起首一句：“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如《筠芝亭》：“筠芝亭，浑朴一亭耳，然而亭之事尽，筠芝亭一山之事亦尽。”此类句子均如一声断喝，当者披靡。
18。张岱在文字中注视他的城郭人民，他失去的一切，他权当未曾拥有的一切。他竟无怨愤、无哀伤。偶而张岱会感慨，但也只是一声轻叹。明季遗民中少有如张岱这般没心没肺。但张岱的没心没肺有更广大的境界：冬天降临时，凋谢的花、殒命的鸟何曾哭天抢地？而这古老文明的荒凉冬天已经来了。
19。张岱于崇祯二年中秋次日途经镇江。日暮时分，至北固山：
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余大惊喜，移舟过金山寺，已二鼓矣，经龙王堂，入大殿，皆漆静。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余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靳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句，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金山夜戏》）
——这就是张岱的生命和生活，一场大静之中热闹红火的戏。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事去雨潇潇——《板桥杂记》
《板桥杂记》，余怀着。
板桥即长板桥，在秦淮河上，过桥西去即为“旧院”，“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在明代，那是烟花繁盛地，现代汉语中，那叫“红灯区”。
余怀高寿，活到了八十岁，殁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在漫长的后半生，余怀看着旧院化为废墟、化为菜地，那里主要出产一种“瓢儿菜”。他写了一本《板桥杂记》，回忆昔日的浆声灯影、风月无边。
——这就让人想起他的同代人张岱，《陶庵梦忆》也是寻那旧梦。但张岱的文章更见性情，更有光芒，以我的趣味，我是不太喜欢余怀的简朴。然而，《板桥杂记》中总有一些因素令人不能释怀，也许这些因素并非此书独具，但正巧在这本书里我感觉到了它们。
《板桥杂记》是一份“伪史”。明清易代，天地翻覆，大批文人隐于江湖，以“遗民”自命，便是进了新朝庙堂，骨子里仍有遗民气。社会精英的自我放逐，这是清代前期危及皇朝统治合法性的主要问题，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怀柔与威迫，经过一百多年的太平消磨，这个问题才算大致解决。
所谓“解决”，我指的是清朝终于被纳入我们的历史秩序，我们承认，在“历史”这部大书里，明朝这一章结束了，清朝是它正当的接续。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对清初的文人来说，他们的真实感觉是，“历史”中断了，他们不幸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空洞。
清初知识分子的主要精神诉求就是填补这个空洞。他们必须克服虚无，必须使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意义。但这真是难啊，儒生们一向自认为是历史的主体，而明清易代之时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正是这个“主体”的缺席。我觉得，晚明文人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写诗嫖娼，二是结伙骂街，他们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对政治、道德“正确性”的执着与他们的无能、偏狭和虚矫真是相得益彰。
“大明江山一座，崇祯皇帝夫妇两口”就这么断送掉了，这时再谈什么东林、复社还好意思理直气壮？死了也就罢了，活下来的人还得讲故事，这个故事很难讲，为难的结果，就是一大群江南名妓、一大串风花雪月的事被记叙下来，进入了历史。
文人们躲在女人身后，他们的自信心崩溃了，他们无法给出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意义，于是，他们一是宣布历史中断，二是把意义问题偷换为审美问题，后一着正是他们拿手的，他们都是风流才子啊。
所以，《板桥杂记》是“伪史”，这就相当于一个当代文人沉痛讲述他在三里屯怎么泡吧、泡妞，并且断定这一切都有历史意义。但惟其是“伪史”，这本书变得有趣了，一边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一边是风月场上的个人见闻，前者是传统文人的说话方式，后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里有冲突、有矛盾，余怀老先生努力把它摆平。
如果是个现代作者，这本书可以写成几十万字，但在余怀手下，它只有一万多字。余怀所知甚多而所说甚少，现代人的文章通常是所知甚少、所说甚多。古人的眼光拉得很长，一望几十年，看的是关节、筋络，我们的眼光短，看的是此时，是皮肤。当然，余怀这么写有他深思熟虑的考量，由关节、筋络，人物直接呈现为命运，那是枝头的花委于污泥，历史的大风雨催折万物。
——卑微的小人物、卑微的小女子与历史发生了肯定性的关联，这是传统文人作为历史讲述者和守护者的一次重大退却，在那以前，女人是祸水，是干扰历史正常运行的邪恶因素；而在明末清初的记叙中，美丽的女人们成了飞翔于大毁灭之上的神女，文人们不得不抓住她们的衣带，分享她们的美、魅力和无辜……
想想吧，关于晚明，如果删除了那些女人，对剩下的那群衣冠男人我们其实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他们自己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钱谦益、吴梅村、余怀等等于此津津乐道，他们似乎是在与历史做一笔交易，以微妙的性感因素换取自身的在场。
《板桥杂记》写得简朴、清艳，时间已经磨蚀了记忆中刺目的繁华，同时这也是为了使这本“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的书具有“史”的庄严，所谓“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文言文本来就有一种遮蔽生活真实质地的功能，不管什么事，文言的锦缎覆盖，自然就雅起来，静下去，消了烟火红尘。但《板桥杂记》偶或也会露破绽，忽然冒出一句大白话：
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
最后这两个外号殊不雅驯，但恰恰由此你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欢场气息，那是未经诗化的，是粗俗的，是直接的感官和身体，与历史原没什么关系。
——雨中过常熟，见路边两堆荒冢，同行者告我，那是柳如是和钱谦益，柳“爱国”，所以墓前有牌坊，钱“不爱国”，原先是没牌坊的。“人稀春寂寂，事去雨潇潇”（王士祯《寻旧院遗址》），便想起陈寅恪，想起《板桥杂记》。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笑林广记》
先说一个段子：
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惚，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其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
这段子题为《恍惚》，见于《笑林广记》卷之五《殊禀部》。恍兮惚兮，神思不属，此等迷糊在古典文学中被充分书写，寻寻觅觅，千回百转，文人们写得美、写得缥缈，当然有时不免于酸。但在我看来，说“恍惚”说得最透彻的还是这个段子：大脑的某个部位醒了，另一个部位还睡着，他知道痒，他却不知道抓的是别人的腿；他听见滴沥，却不知滴沥的不是自己的尿。
于是，“恍惚”由精神和审美的境界忽然被拉回了地面，它重新成为一种肉体经验，它与肉体的麻痹和感觉的失调有关，它不再是潮湿和纯粹的云雾，它是机械性的混乱。
——我设想，加缪读过遥远东方的这个故事，《局外人》中就密布着物质的、身体的“恍惚”。
《笑林广记》，中国古代的段子汇编，宋时已有刻本，后经不断增补，目前所见的最完备的本子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这是一部没有作者的书，或者说，每个作者都自愿放弃了对作品的权利，他无名、他消失，他让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秘密流传，最终变成一种飘零的、近于自然的存在。
段子，或者叫笑话，有一个发生学的疑难。我查阅手机短信，我接到一个又一个段子，我常常疑惑，谁是一个段子的作者？一个段子在流传过程中会被修订，会有相互差异的众多文本，但在最初，它应该是有一个作者的，他第一个写出了它或说出了它。
那么，为什么？他的创作冲动从何而来？他没有稿费，没有版权，他也不会因此出名，他为什么要“创作”？
因为快乐，是的，单纯的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作者的无名。无名，所以不负责任，所以胆大妄为，超越任何言说的禁忌，所以粗俗、残酷、狭邪、放荡。
——这难道快乐吗？我现在写的是一篇署名“李敬泽”的文章，我要郑重强调，快乐应该是文明的、健康的、合道德的、有节制的。
然而，人是不完善的，人有弱点，人的最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他有肉体，比如一个人呱唧呱唧吃，然后再稀里哗啦排泄，我认为这很不雅观，但不吃不行、不拉不爽，一个人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忙着这些不体面的事。
所幸人是有“精神”的动物，我们在口头上、在文字上体面，我们可以假装肉体不在，把它封闭在沉寂的区域，然后径自飞向某个意义的高度。
——但真的沉寂了吗？在沉寂中或许还有窃窃私语？每个社会、每一种文明都拥有“正文”之外的隐秘的语言生活，人们悄悄地在言说中感受肉身。肉体的沉重、僵硬、不协调、不纯粹、不可自主，这一切是人的弱点，也是人与人平等的底线，也就是说，进了澡堂子，裸裎相对，人人没有名字，肉身你有一具我也有一具，谁也别装孙子了，一切“高度”都取消，一切价值等级都拉平，这难道不快乐？这是一种在理性、文明之外的快乐，是被禁忌和冲破禁忌的快乐。
《笑林广记》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黑暗中的笑声，是天理遮蔽下的人欲，是我们前人的肉身。
回到了肉身，人和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被打破。读一本唐宋八大家的书，你常会感到它离你很远，你很难走近它。读《笑林广记》，你却毫无障碍，好像那些段子刚刚发到你的手机上，你微笑或大笑，透彻地领悟那些语言的诡计和花招。
乘一架时间机器回宋朝，你和苏东坡、和宋江李逵其实没什么话说，但是有段子，段子能让穿宽袍扎幞头的人与西装革履的人同时发出笑声。
——将近一千年了，人间换了。
但人真的改变了吗？
我所读的《笑林广记》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第一版，一位当代的校点者在《前言》中说：
《笑林广记》……其内容不是一人一世的创作，而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作的产物，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它产生于民间，创作于人民。这足以说明它的文学性、人民性。人民需要生活，需要真实，需要艺术，需要快乐。
我觉得该先生要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