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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自然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之间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之中。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只有考学、参军（提干）、招工（或者顶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辈）、婚嫁等非常有限的几种。而这一切，无一例外地成为小堡村村民走出乡村、“鲤鱼跳龙（农）门”的具体途径。
户口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很快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农业人口因此沦为“二等公民”。
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转非”控制指标有所调整，一些地方开始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户口交易也因此成为近30年年户籍改革变迁中的独特现象。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元，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
若干年前，《新周刊》杂志为此做了一个名为“狗日的户口”的专题，为农业人口沦为城乡分治下的“二等公民”鸣不平。梳理这一差别，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直到1983年“严打”之时，许多罪犯的宣判词里仍有一条是“吊销城市户口”，其口吻颇似“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样悲哀的是，对于此时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政治权利”却是生而未有，连被剥夺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有朝一日进城打工，也像是这个国家的临时公民，不得不“暂住”在自己的国家里。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7）
“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三年内有近2000万人口转回农村，在《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尽管该书为我写作此文提供了不少素材，但是个中部分观点着实不敢恭维。比如作者在结束语中说：
中国人民是最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没有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大规模的精简要顺利进行是不可想象的。这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回乡、下乡，相当于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精简工作结束后，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啊！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掌权，哪个党能办到？！的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的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然而，在我看来，这次大搬迁所能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强制下的无序。此时的计划亦不过是命令而已。当农民成为被驱赶的一群，只能服从而不能自主选择，所谓“政治觉悟”其实是和他们无关的。
关于中国人口由乡村到城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五常有十分精辟的论述，部分观点更可被视为对五十年代末农村人口“大跃进城市”的一种批评。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张五常这样写道：“中国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假若中国要在二十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保守估计，在这二十年间必须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但是张五常坦言，“我不是建议中国当局要开始策划一些庞然大计，招兵买马，引进外资，在城市盖上高楼大厦，然后上山下乡，用精明的干部从农民中大量挑选适宜于工商业的人材，然后以徙置的办法，把他们安置在城市，分派工作单位。这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制度，让大搬迁由市场自动调节，由人民自己开动脑筋，自由选择，顺其自然地进行。一个骤然看来差不多是无法办到的大搬迁，只要制度一改，对症下药，其发展的顺利及神速，是会超出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张五常开出的药方是要让资产有自由买卖的权利。这些资产不只包括土地及房屋，还包括劳力及知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将土地加上了转让权，农民及武士就大量涌到城市。明治政府事前并不知道这个大搬迁会发生，没有半点策划，但跟着的惊人经济增长率，一年之内就极其明显。在私产制度下的市场调整，反应之快之准，是远胜于任何政府策划的。这是因为市场是无数人的讯息组合，通过市价，不共谋而传达了可靠的信息。每个人看看油价，看看地产市价，看看就业机会，自作打算。
归根到底，社会有自我拓展的秩序与生长的节奏，非权力一厢情愿所能单方面完成。这也是我在乡村生活所获得的有关生命与繁荣的最直接体验。走进山野，不用你安排，万物自会生长。而小堡村的农民，在社会渐次开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走出乡村，体会杨万里写在《桂源铺》里的禁忌与解放：“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5。讨伐李四喜（1）
前面关于“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的几篇文章被一些网站转载，有的网站在短短一天内便有近5000条留言，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惊讶，但并不意外。
故纸堆里听惊雷。就在我梳理我的过往人生、乡村记忆以及所能接触到的与时代命运相关的材料时，总有一些细枝末节会让我不得不停下来。而且那里并非只有董时进这样能够以笔作战的人物。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更要谈到一些平凡的人，比如李四喜。五六十年过去，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经忘记了李四喜这个名字。然而，就是他，一位卑微而纯朴的农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而他的观点也被时人称为“李四喜思想”大加讨伐。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表了长沙读者章正发的来信，信中称：
我们乡里有一个同志叫李四喜，他做了十多年的长工，受了一辈子的苦，解放后才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小孩，去年我们乡里搞土改，他工作特别积极，又当选了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土改完成了，他分了田，就想专门回家生产，不愿意干工作，不愿意开会，干部去劝他，他急得哭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呢？”
该信认为，李四喜分了田就不愿干革命的思想是不对的，但不知《新湖南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希望给予答复。
今天一些大权在握的乡镇干部一定很难理解李四喜辞官不做的行为。同样不难想象的是，在那个鼓吹“继续革命”的年代里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将会引起怎样的重视。为此，《新湖南报》在“编者按”中着重指出：“章正发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就我们所知道的，乡村干部在土改后不愿继续干下去，思想已经开始产生，甚至有个别区干部也有这样的思想。”与此同时，编辑部还提出了三个题目希望广大农民参与讨论：一、你对李四喜同志的思想看法怎样？你们那里的干部有没有这样的思想？二、只顾埋头生产不管国家的大事行不行？三、分了田是不是就算革命成功？革命革到什么时候才算最后成功？次日，该报以“分了田不干革命对不对”为题，号召广大群众参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读者们踊跃地参加讨论。从7月21日起，《新湖南报》第2版专门开辟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专栏，并选编了各地群众的来信，推动这一讨论的展开。7月24日，《新湖南报》发表长沙读者柳石泉的来信。柳石泉认为，李四喜同志要脱离工作、回家生产，这种思想也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在他看来，既然平常工作同志总是宣传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人民政府奖励劳动生产，那么李四喜回家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也谈不上有什么过错。该信同时表明在当时有些乡村干部认为干革命工作是一种“负担”，应该“轮流干”。如柳石泉所说，“农村中的农民很多，大家都翻了身，都分了田地。李四喜分的田并没有比别人多，他在土地改革中已经做了几个月工作，为群众出了很多力。革命工作是大家的公共事，现在让李四喜同志回去生产，轮流别人来做一做，不让一个人吃亏，也是很公平合理的。”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最开始的讨论还力图保持观点平衡。不过好景不长，为引导农民深入讨论，《新湖南报》为读者来信加上了“编者按”——既能为讨论增加某种方向感，又能及时“医治”部分不合时宜的观点。为了让更多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到这场讨论，1951年8月8日，《新湖南报》发表题为“广泛展开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社论，指出“讨论的规模还不够广大，对群众的思想教育还不够深刻”，所以“希望各地的领导机关、本省各地报纸、农村干部或农民出身的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都来开展这个讨论”。在其后的编者按里又强调：“李四喜思想主要根源，是农村小生产者自私、落后意识的反映，没有看清革命的前途，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希望大家对这方面，继续展开深刻的批判和讨论。”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5。讨伐李四喜（2）
是继续革命，还是安心生产？这场讨论最后被定格为政府与媒体对农民的思想工作，李四喜关于幸福生活的直觉开始让位于政治高高在上的说教。所谓李四喜思想被理解为“土地改革后农民的松气思想”，其主要表现是乡村干部分了田后，不愿再做工作，要求回家“埋头生产”、“发家致富”。对于这种思想，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的态度是明确的。8月25日，《新湖南报》发表王首道的《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一文，指出像李四喜那样满足了现状，不愿继续努力工作去争取更美好的将来，只看到目前的个人利益，埋头生产，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过问政治，这种自私落后的松气思想，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所谓‘李四喜思想’不但存在于湖南的一部分农村干部中，而且也存在于土地改革完成了的其他农村的许多干部中。这些干部分了土地就心满意足，不愿意继续做革命工作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们把王首道同志的论文转载在这里，希望各地读者普遍加以注意。”翌日，《人民日报》又刊文将《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向全国介绍和推广。
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虚构了“潘晓”这个名字一样，“李四喜”同样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