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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人类固有的善性信念后来为儒家学者所爱好，并将其并入人文主义的总体之中。当宋朝新儒家来临时，他们看出孟子的重要性，从此以后把他的书并入儒家的四书给学童们学习。
孟子谈及“大人”多过君子。他申述人的大我及小我的理论。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小者为小人。’”
这种“夜气”，这种浩然之气，有点像相格森的“蓬勃的生气”，孟子确有一大股“生气”。他关切人的这种浩然之气的泄去及枯竭。他说它是能“充塞乎天地之间”的。他且问：“有人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伸，他觉得很羞愧而不远千里去求人医治，但为什么他失去他本来的善心，却不知羞愧呢？”孟子进而谈及“天爵”与“人爵”不同。我记得我父亲喜欢用这个题目来讲道，当他在基督教的讲坛谈及孟子的天爵时，他的眼睛发亮。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么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随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孟子愉快及高贵的乐观主义能教人以人人均能成为伟人的信念。因为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孔子所理想化的圣帝）他用说植物与动物凡同类者，举相似，而“圣人与我同类者”故也必相似，来证明这一点。他问，如果不是所有人类口之于味有同嗜，为什么天下都认易牙为最好的厨子？如果不是人人对音乐有同样的爱好，为什么天下都对大乐师师旷齐声喝采？又如果不是人人对于美都有同样的观点，为什么天下都同意称子都为美男子？“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以同然乎？心之所同然也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假定理与义是我们心内所固有。
孟子常用道德上的热情来谈及义。有一次他去晋见一位王，而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吉国乎？”孟子立刻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又有一次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它是属于那种培养基督徒的自尊心及高度荣誉感的高尚理想主义。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满洲官吏常常贪污，如我们所知，所有国家的官场都常有贪污。但真正的儒家学者常对那些贪污的官吏侧目，而坚持孔子所建立的严格的道德标准。
“尸谏”是这种精神的事例之一。尸谏是送给皇帝一个“死人的谏表”。在暴君当政的时候，那些学者希望皇帝做一件他认为对的事，便呈递一个违反皇帝意旨的谏表，他也知道这样一来，便有当庭被杀死的可能。例如，在那自大狂的女皇帝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当几个高级官员，包括首相、财政大臣、皇家秘书长，都已因为反对女皇帝而被处死刑，有一个皇家秘书继续奋斗，他送一份尸谏表到皇宫的收发处，那里收到这份表后击鼓表示它未被忽视。这位官员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于是他和他的家人共进晚餐，吩咐后事，从容而庄敬地穿好了朝服，然后自杀。
（五）以家庭为社会单位
如果孔子只是一个教人做君子、做贤者的道德哲学家，他永不能有他现在所有的遍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但孔子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哲学家。以他所获得的永久性的效果而论，他可能是在一切历史中最成功的社会哲学家。他有一个社会秩序的梦想，而这个社会秩序为中国人民接受了差不多二千五百年，对他们的礼貌、风俗、家庭生活、社会习惯，及宗教崇拜，都有影响。孔子代表道德的中国；他就是道德的中国，给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机构以形态，自政府以至夫妻间的关系，成人与孩童间的关系。自希腊以来，直到今天，曾有过许多社会哲学家，及许多想设计一个较好的社会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圣西门及傅立业，但没有一个人成功。有些人的思想甚至在极短时间内即已显出其荒谬，终于有一个勉强留下来；但因为顽强地无视人类心理，它已成为对人有害，回到暴虐及独裁，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反之，孔子社会秩序的梦想不涉及经济，但握着人类的心理，特别是男女之爱及父母与子女之爱。无论谁人藐视这些公例，尽管有枪尖及狱墙，必然很快灭亡。甚至今天，孔子仍是赤色中国最可怕的背后领导者，因为那些滋生反抗的情操是属于儒家的。谁若说儒学在中国已死，就等于说一个母亲对她子女的爱心是可以死的。而且，在时间的巨流中，当埋藏地下人类情操的洪水爆发时，将不带来政冶或经济的标语，而只是简单地说：“我们还给每一个男人他的妻，还给每一个母亲她的子女。我们还给你一个家庭。”
孔子无疑做过一个社会的梦。他反复地梦见周公，因为在他老年的时候，他说：“甚矣吾衰也，人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是武王的长兄，曾负责奠定周代的文化社会及宗教制度，诗篇及祭礼，官阶及礼仪，乡村的节期，以及社交的礼节及规律。周公当然没有亲自做这所有的事情，但在孔子的心中，他代表着一个因跳舞及音乐，服饰及车辆，与崇拜的庙宇而令人神往的社会秩序的象征。这个周公时代是孔子的“黄金时代”，是他理想社会的实现；在其中，社会是安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权利与责任。孔子鉴于他当时的可怕的社会崩溃，希望能看见这样的一个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所以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儒学常被它的说明者称为对人伦的教训，特别是基本的人类关系的教训。基本的人类关系有五，每一种都有特殊的德性：君臣之间是忠；父子之间是爱与敬；夫妇之间是爱；兄弟之间是悌；朋友之间是信。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礼（好仪式）的概念中，礼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我们可以综合起来说，儒家教人在个人行为上要有好教养，在社交上要有好仪式。广义地说，儒家可说是成功的。中国人可能有说谎着、小偷、贪官污吏，但甚少发现有中国普通劳动者，或农夫，不把人与人的好关系及好礼貌视为首要，或可被称为粗暴或缺乏家教的。我主张用礼貌来润滑社会的摩擦。无论你怎样不喜欢被抢，但如果那个抢匪说，“我求你宽恕，但我必须向你借用这张毯子”，你会觉得舒服一点。在这个故事中，那个富有的毛毯主人认为那个贼是“梁上君子”。
儒家经常主张他们拥有永恒的真理，因为孔子把握住某些人性心理的事实。只要人类的心理、人类的情操一天不改变，这些真理就是永恒的。让其它的学派教他们所喜欢教的，或迟或早他们都要回到这些人类所共有的爱慕家庭的事实。因此家庭的系统成为儒家教训的核心。社会活动自然地跟着一种良好的家教。在家里学习做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兄弟，其它的一切善行都会加在你身上。
我以为读者先熟悉原文常比靠赖我的任何意译更好。我在这里摘录一段孔子和他的国君哀公的对话，哀公关心那个非常广泛的原则，礼，即是社会中要有好仪式的原则。儒家常被认为是“礼的宗教”。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
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
么曰：“否，吾子言之也。”
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推镂，文章黼黼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葬，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虽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
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若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若所不为，百姓何从？”
这里跟着是一段最出人意外，但最具儒家特色的对话。说明政府与男女关系之间的联系。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
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
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
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欤。”
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
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社复之主，君何谓已重乎？”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辞，请少进。”
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也。”
公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国之本欤。”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
公曰：“敢问何谓成亲？”
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