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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急地问：“哥里巴去了谁家？他是怎么回答你的？”
高筒毡帽说：“哥里巴没有回答。我说你的藏獒多好啊，是一公一母吧？现在它们就是青果阿妈草原最好的藏獒了。听说政府要发贩灾款，等贩灾款到手了我买两只小藏獒，养大了跟它们配种。”
我惊讶得以为听岔了：“你是说你还看见了他的藏獒？什么样的藏獒？”
高筒毡帽说：“一只金獒，一只黑獒，就拉在他手上。我说你这样走来走去可不好，你的仇家说你放火烧死了嘎朵觉悟和几百只藏獒，麦玛镇的人会杀了你。哥里巴什么话也没说，拉起藏獒就跑啦。”
我呆怔着，是不是可以这样判断：哥里巴在纵火之前安全转移了他那两只已经超过嘎朵觉悟的藏獒。可他为什么不把他的五只藏獒都转移出去呢？也许时间来不及，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牺牲自己的藏獒给人一种他不可能放火的错觉。不管怎么说，哥里巴的纵火嫌疑一下子增大了。
我谢过高筒毡帽，开车在废墟的海洋里绕来绕去，不一会儿便绕到了广场。漆黑一片的广场上有几支手电在晃动。我停车下去，走到手电跟前一说话，意外地发现，站在面前的是鹫娃州长和他的随从。原来州政府的抗震救灾临时指挥部就在广场。现在鹫娃州长带着几个人正要赶赴一座坍塌的碉楼。据报告从碉楼的废墟下面传上来了石头的敲击声和藏獒的叫声。
鹫娃州长戴着一顶黑色曲边的船形牛绒礼帽，白衬衣，黑西装，没打领带，外罩一件深灰色呢子大衣。除了藏式礼帽和永远无法改变的黑黄色！粗糙型的紫外线脸膛，其他都是约定俗成的官场打扮。说真的我不喜欢他的衣着，不仅不显民族特色，还跟官场的呆板单调！缺乏个性有着某种联系。
鹫娃州长用汉话说：“你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来找我？”
我说：“你的事很紧急，我的事也很紧急，不相干的话就不要说了吧。”
鹫娃州长生气地说：“你是我叫来的，我要掌握你的行踪，也是对你负责。这个地方乱糟糟的，出了事怎么办？说吧，什么急事？”
我把哥里巴的事隐瞒了下来。我觉得要是让我说出纵火者，就一定得铁板钉钉，而不能似是而非。
我骨子里是个风头主义者，喜欢独自逞能，由我一个人查实纵火嫌疑人和提供一点这方面的线索绝对是两回事。更何况一见鹫娃我就明白过来，我要追查到底的决定是一次真正的开始，不期而至的兴奋是由于只有行动起来才是我自己，就像一个因负罪累累而谢罪无门的人，终于找到了进人解脱之门的机会。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忏悔，但如果忏悔不能变成行动，解脱就会越来越远，这样的生活我已经不想再有了。
就是这样，我要为我钟爱的藏獒报仇雪恨。我只把托勒回到白玛家的事说了，又问道：“它是不是你们救出来的？”
鹫娃州长说：“当时救火的人虽然很多，但只救出了六只藏獒，六只后来也都死了，我亲眼看见了尸体，这个不会假。”
“这么说托勒是在火灾中自己逃生的，它是怎么逃生的？逃生的不可能只有托勒一只吧？还有没有？”
“这个不知道，你了解了解吧。”
“现在托勒怎么办？得马上派个医生去。”
鹫娃州长摆摆手说：“我派不出人来，尤其是医生。要不你去寺院找找喇嘛，让喇嘛念念经，送它走，都烧成那样了，死了比活着好。”
我盯着他半晌没吭声。我不相信一个全力推动过藏獒经济的藏族干部会这样说，也不知道拿什么语言来反驳他。
聪明的鹫娃州长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想法，解释道：“灾情严重得超乎想象，要救的人太多，救人的人太少。”
我悲哀地说：“我还是无法接受你的这个大反差。是你专门打电话给我，让我赶紧来。你在电话里描述大火和营救场面时，激动得都语无伦次了，一会儿藏话，一会儿汉话。哭没哭我没看见，但声音绝对是发抖的，抖得我也跟着你抖起来，是心在抖，你我的心都在抖。”
“给你打电话时，我是你的朋友；现在见到你时，我是一州之长。”
“难道朋友和州长不是一个人吗？”
“当然不是一个人。你没当过官，你不知道。我问你，如果是你在领导救援，人重要还是藏獒重要？如果这个人是你的亲人呢？是你的阿爸阿妈呢？在青果阿妈草原，所有需要救援的人都是我的亲人。真要是放着阿爸阿妈不救，去救藏獒，那你就不是人了。”
我恼火地说：“你就说我是畜生吧，畜生就畜生。
畜生有什么不好？”
鹫娃州长冷笑一声：“怪不得你不理解我。我是人的州长，不是藏獒的州长。我必须对省长负责，省长也是人的省长，不是藏獒的省长。我们正在统计死亡人数和救活的人数，救活的人越多，救援的成绩就越大，藏獒是不算数的。”
我几乎喊起来：“这个我不管，我只管良心。是人把藏獒烧掉了，不是藏獒把人烧掉了；是人对藏獒有罪，不是藏獒对人有罪。任何人包括你和我，都有义务追查责任。”
鹫娃州长愤怒地说：“追查谁的责任？责任就在于你。没有你的关于藏獒的书，藏獒能这么火爆吗？能普及到全国各地去吗？能几十万几百万地出售吗？能有‘藏獒节'‘评展会'这一类活动吗？藏獒原来就是普通老百姓，是牛粪，是牧草，是天上的云，稀松平常，你把它写成了国宝！国王和王后。结果呢？买卖国宝的来啦，刺杀国王的来啦，偷盗王后的来啦，现在又把这么多国王和王后统统烧掉啦。这就是我让你来的原因，我要让你看看，你的罪责有多大。还动不动就要追查，你有这个资格吗？我要是你，就会自己把自己发配到地狱里去，就会给死去的藏獒下跪请罪，会把良心割下来抹在藏獒身上让它们来生做人。”
我想不到鹫娃州长会这样说，感觉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完全是倒打一耙，颠倒黑白，嫁祸于人，贼喊捉贼。他忘了在我写书之前中国早就有藏獒买卖了；忘了烧死这么多藏獒的“藏獒节”“评展会”正是他领导下的州政府也就是他主办的；忘了正是他制定了“把藏獒经济当作青果阿妈州龙头经济”的方针，还提出了“以獒富州”的口号；忘了他的每一次升迁都跟藏獒有关，早就是“藏獒兴，鹫娃升”了。我想把这一切都吼出来，看看他身后那些对他毕恭毕敬的部下就又咽了下去。我怒瞪着他，却不知道如何反驳他，仿佛一个杀人犯正要一刀捅向对方，发现该死的原来是自己。
鹫娃州长似乎意识到他把话说重了，唉叹一声说：“算了吧，不跟你计较啦。你的藏獒书好处也是多多的，毕竟牧民有了经济收人，政府也增加了地方财政嘛。”
我叹口气，扭头不看他。平心而论，鹫娃州长说得也不错，过去藏民是不卖藏獒的，卖藏獒就跟卖儿女一样让他们难以接受。如果你看上了某家的藏樊，喜欢得不得了，想要自己养一只，那就得送礼物！交朋友，等人家看清了你的为人，觉得你跟藏民一条心，不会亏待藏獒，才会送你一只獒仔。但是后来就变了，从青果阿妈草原出现喜马拉雅藏獒销售基地起，藏獒的价格年年都在攀升。尤其是我写的关于藏獒的书出版以后，很短的时间内藏羹就像股票一样牛市起来，而且没有涨停，无限制地飞跃着。藏民们在愕然！不解！迷惘之后迅速适应了这个变化，再也不是卖藏獒跟卖儿女一样了，连他们自己都奇怪：怎么会那样急切地希望出售自己的藏獒呢？金钱进来了，欲望出来了，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交易价格让藏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他们说，我们一群一群的牛羊都没有换来这么多钱啊？既然牛羊是可以卖的，同样是牲畜的狗怎么就不能卖呢？我有时想，如果没有我的书，是不是就不会有藏獒热呢？不，事情不这么简单，我的书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决不是藏獒热的缔造者。缔造者是生活本身。过去牧民的生活是逐水草而居，不需要钱，就能有吃有喝！不冻不饿。现在牧人大都定居了，乡镇化和城市化了，消费和欲望正在翻倍增加，干什么都需要钱。而草场却在迅速退化，牛羊的锐减一年比一年严重，以钱为轴心的日子怎么过？于是藏獒市场出现了。钱！钱！钱，藏民们奔钱而去了。
我说：“是藏民需要钱，我才写了藏獒的书，让藏獒为他们赚钱，不是我写了藏獒的书之后，他们才需要钱的。对吧，鹫娃州长啦？”
“这么说你是救世主啦？”鹫娃州长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说，“色钦啦，不讨论这个问题了。你跟我来，我让医院给你一些药，医生真的是派不出去了。”
广场的一角，就有一个由三顶帐房组成的临时医院。鹫娃州长带我走进病房，指使一个中年医生给我拿药。有人在门口大声说：“鹫娃州长，机械用不上啦，只能靠人的手一点一点挖，进展缓慢，已经很长时间听不到下面的石头敲击和藏羹叫啦。你快去看看吧。”鹫娃州长匆匆走了。
医生递给我一管烧伤膏。我说：“远远不够，浑身上下没有一片好肉。”
医生问：“都烧成这样了，人还活着？”
我说：“不是人是藏獒，在大火中死里逃生，多不容易啊。”
旁边有个护工模样的外地人搭腔道：“藏獒的命比人的命硬多了，老天在保佑它们。要不是有人放了火，地震是震不死的。”
我瞅他一眼问道：“你怎么知道是人放的火？”
那人说：“我是地震后最早来广场的，那时展览馆只塌了一半，大部分藏獒还活着，还能听到打雷一样轰隆隆的叫声。我看到一个人走进了展览馆，后来就着火了。”
我问道：“这人是干什么的？什么长相？是汉民还是藏民？”
那人说：“长相没看清，从背影看是汉民的打扮，牛仔裤！皮夹克，好像是棕色的。”
我想了想，又问：“后来呢？着火以后你又看见他跑出来了？”
那人说：“没看见。我当时想，这个人要是不出来，会把自己烧死的。不过后来听说，展览馆有好几个门。”
医生把药箱里的多一半烧伤膏都给了我，又把抹药！换药的方法叮嘱了一遍。我连声谢谢都忘了说就走了，脑子里一直在打鼓：牛仔裤！皮夹克！棕色的？
5
已是后半夜了。白玛的帐房前，草原上的藏獒托勒，它还没有死，好像在等着我呢。白玛一直在给它唠叨：那个人去请曼巴啦，曼巴一来就好啦。托勒，我知道你，只要回家就不会死啦，要死的话就在外面死啦。
但我的到来让白玛有些失望：“佛祖啊，你怎么一个人来啦？”
我下车捧着药，告诉她：“我没请来曼巴，我请来了药，我就是曼巴。”我假装轻松地哼着歌，又说：“放心吧，如果我救不活它，我也会死在你面前。”
白玛听我这么说，松了一口气，轻声呼唤了一声：“托勒。”
藏獒托勒用超人的感知完全明白我这个陌生人想挽救它的命。它一动不动，只用微弱的喘息告诉我，它还活着。
我让白玛提一桶清水来，要给它清洗创面。我说：“有没有软布？”白玛拿来了几块借毽，不是太硬就是不干净。我瞅着白玛说：“那就撕衬衣吧。”心里想着她应该撕破她的衬衣，两手却解开了自己的衣扣。我脱了防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