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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在洁婷上床后搂着她感觉很幸福，后来我爬到洁婷身上运动也感觉很幸福，再后来我从洁婷身上下来想要睡觉的时候出了点问题。因为我那80公分的弹簧床两个人睡似乎真的有点窄，有多窄呢？——就是洁婷平躺的时候我必须侧着，而我平躺的时候洁婷必须侧着。如果两个人都想平躺呢？很抱歉，结局是有一个人会掉到床下。因此那一夜我又得出了一个和以前不太一样的结论“和洁婷一起睡觉真的是一种幸福，只不过太热，而且还太挤”。
最近确实我要以工作为主了，因此写的有点慢。其实写的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天涯发的帖子第三次被和谐了，挺郁闷的一个事情。
感动的是，天涯的好多读者在这里也看到了，至少我发现了一个“传说中的玮玮”。
还有人问我能不能转贴，其实这个问题我回答过的，当然可以，这个根本就不需要问我，你们想转就转。
有空我会多回复大家的，毕竟，这是我监守的最后一个阵地了。
关于那个夜晚我的记忆粗鄙地停留在洁婷的乳房上，甚至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的记忆仍然没有高尚起来。那天早上我的记住的只有两个字——机机，不过这个机机是用手来摆弄的，因此简称为手机。
洁婷在那天早上迷迷噔噔的爬起来，在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塞进了我的裤兜里。那时我正在刷牙，因此只能感觉那东西硬硬的，等我洗漱完毕后摸出来一看，发现那是一款银灰色的小巧可爱的手机。这让我兴奋的忘记了那天洁婷此后对我说过的任何语言，甚至都忘记了是怎样出的家门。
平白无故多长出一个小机机的我明显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但我发现周围的人似乎并没有这么看。于是那天的一整天，无论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在办公室里，我都把那个小机机放在手里拨弄显摆，很像一个露阴癖患者。最后，在那天上午10点左右，我成功了，女站长发现了裸露的机机后大声惊呼：“小林，你怎么有手机？”这真他妈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难回答的问题，正解似乎应该是我反问她“我凭什么就不能有手机？”但你必须知道，“正确”不等于“好”。于是那天我选择了用“嗯”来回答——我做得不对，但我做得很好。女站长在我回答了“嗯”之后仍然吧嗒了一下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后来当我心态正常的时候开始品味女站长当时的复杂表情，我猜想，那一刻她八成是想说：“小林，昨天报纸上登的那个抢劫案不会是你干的吧？”
有了两个机机的我工作效率也得到了成倍的增强，经过了几天的努力，我们《经济时报》石宁记者站终于搞得有摸有样了。当然，有摸有样指的是站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这边除了一套办公桌椅，和一盆“散尾”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东西了。原本根据女站长的指示应该把那个拆掉的窗机空调再装回来的，但给后勤部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拆的时候我们免费帮你们拆，但现在东西已经入库了，再拿出去你们单位要交500块钱——这话似乎挺没道理的，但在那个权利特征性极强的大院里，这就不是没道理，而是硬道理。一听说装回来还要钱，本来就把资金用超了的站长就对我说算了，改天给你买个电风扇。不过她说完这句话后一个小时又找到我，说：“后勤部怎么能这样？明明就是我们的东西怎么拆走了就不还了啊？你怎么不跟他们说一下呢？”我有点委屈的说：“这么说不好吧，再说本来这窗机就是人家市government的啊？”女站长说：“但这办公室是免费给我们用的啊，我们来的时候窗机就在啊？”女站长在说这一切的时候，声音很尖锐，似乎要吵架的样子。这让我真的感觉她有点莫名其妙。于是那天我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妈的，这个女的不会是进入更年期了吧？”
那天下午想着我这一生不仅要陪伴母亲和洁婷一起度过更年期，还要陪一个陌生的，脾气古怪的女站长一起度过更年期，我的精神就开始有点打蔫。不过，这个时候，隔壁办公室的一个处长闲的没事干溜到我办公室来给我解闷了，处长所在的机关叫 “农业资源开发办公室”，以前我们之间也打过几次照面，大家之间算是混个脸熟。这人姓王，名处。当然，在我们这个楼层里重名的人挺多的，叫王处的有三个，叫赵局的有两个，我还好，叫小林的只有我一个。王处一进门就嘻嘻哈哈，说：“小林哦，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多多关照我们哦”。说完，就哈哈的笑了，我也笑，知道处长这是刻意的贬低自己的玩笑，但却一时想不出来怎样更谦虚的做答，于是还是笑。处长看我笑，也继续笑。于是我们两个人像精神病院的傻瓜一样对着笑。
不过10秒钟后，我先投降了，因为我的笑容已经开始僵在脸上了，而王处笑的比我时间早，可人家依然还那么自然，这让我不得不向他表示敬佩了。最后他也笑累了，随手拿起我办公桌上的一份文件翻看，看了几秒钟，突然他发现文件的右上角还打着“秘密”的字样，忙说；“哎呦，还有密字头的，看了不要紧吧——呵呵，现在他妈的上头也是的，随便发个文件都打密字头。”他的这番话让我没法说别了，因为人家已经给你这文件定了性——这是“上头随便发的一个文件”，其实压根够不上保密的级别。因此我只好顺着他的话尴尬的说：“没事儿，没事儿。”其实那还真是个需要保密的文件，是当时上头关于揭露和批判涞轮功的相关工作通知。钱处看出了我的尴尬，说：“现在是该保密的不保密，不该保密的全保密起来了。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农业基础工程造价培训’，也是让我们保密，培个训你说保什么密啊，搞的好几个人听成了是‘造假培训’。搞的最后领导还发了火，骂人‘什么造价培训，是预算培训。造假，造假，你们天天就想着造假！’呵呵，哈哈哈。”王处这一笑，让我的尴尬真的一下子又没了，不仅没了，而且整个下午一想起这事儿都觉得高兴。
不过这样高兴的日子此后越来越少了，除了后来我拿到了第一盒印有自己名字和职务的名片后关起办公室门偷偷乐过一回后，我还真的回想不起来在《经济时报》记者站里还有什么高兴的事儿。不过话说回来，其实我不高兴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因为换了别人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高兴还来不及呢，要知道，在这方圆一公里都的范围内，无论是在走廊里或大院里随便碰到一个人不是处级就厅局级干部，幸运的话，还可能是副市长、副书记。只要你会来点事儿，随便巴结上一个你的一生就改变了。工资低？不怕，不赚钱咱赚人脉啊。导更年期？这更不怕，更年期的女人更脆弱，你多给她点关怀说不定她还投怀送抱呢。可这一切我都不行，我是个很闷的人，最不擅长和官府打交道，感觉很人家低三下四的说话有点像舔人家腚眼的感觉。但现实是，不低三下四的说话又能怎样呢，我根本不具备任何强硬的资本。我不想添别人腚眼，但现实是我必须去舔，你说，换谁遇到这事儿谁能高兴起来。此外，女站长的更年期我更受不了。因为我的洁婷已经来了，我已经不再是见到母猪双眼都会含情脉脉的性饥渴患者了。综上所述，我不愿意这样，不愿意那样，因此剩下的就只有一样了——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后来，我在离开记者站的时候，女站长对我的评价是：“说话像个孩子。”我当时其实心理想当不服气，因为我不知道女站长为什么不喜欢我保持本真，为什么偏想把我改变，难道我不舍得放弃心底的那块净土就像个孩子么？难道“孩子”就不配留在这个大院么？
是的，我必须再次写下“我不配”这三个字。因为在官场的大染缸里不可能捞出白布来，一个人想要从一个阶层混到另一个阶层是很不容易的，他必须去改变，否则这个阶层就不会容纳你，当我固执的选择坚持的时候，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在我的心灵上留下“我不配”的血色刺青。
市委大院是一个让人快速阳痿的地方，因此在《经济时报》记者站的工作也并非象我描写的那样一无是处，至少，他帮我节省了很多买避孕套的钱，甚至到最后，我险些成为一名宦官。那段时间里，原本生理上高度亢奋的我突然变得有点萎靡不震。直到下体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就会脖起的时候才想起来好象有56天没做爱了。洁婷其实也感觉到了我那时候有点反常，洁婷对我说：“算了，涛，你要是真觉得干的不高兴就别干了”。洁婷用语言安慰我的时候天还没黑，等天黑的时候，洁婷总是用她自己的肉体尝试着对我的心灵进行抚慰，刚开始还是蛮有效果的，但后来，我发现我对作爱有点丧失兴趣了。但这事不能让洁婷知道，我强迫要求自己要硬起来，但最终的结果是，有好几次，压根就硬不起来。我不服气，又磨又瞄的忙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硬起来。
感谢老天爷哦，幸好后来洁婷马上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也要起早摊黑的去上班了。这让我的下体没有在两个女人的双重压力下彻底崩溃，不久后，它又神勇起来，而且洁婷说，似乎感觉比以前更长了。
我坚信洁婷所谓更长了的描述不是指我的下体，而是指我每天都拉着的脸。因为在记者站工作了一个月后我成功证实了我的听力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的工资就是干巴巴的500元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内容。不过即便是500元，我依然固执的选择了坚持留在那里，我坚信机会总会到来的，总有一天我能在站长明前证明自己。
2000年的9月间，石宁市发生了一件重大新闻事件——石宁长江二桥双塔、双索面钢主梁正式合龙，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当时就连我们这中央级媒体《经济时报》也特意预留了1个整版来专题报道此事件。当然，所有的组稿都由我们驻石宁记者站来负责了。关于这次专题报道当时女站长给我分配的任务是用手头的资料给当时二桥建设的总指挥长，也是当时石宁的副市长写篇人物专访。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非常兴奋，一方面是因为来记者站一个多月了，我还没干过一件和新闻采写有关的正事儿，这是第一次。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是我感觉我的机会来了！而且一天后我真的凭借自己的能力成功了！我成功的在女站长面前证明了自己！——证明了自己在她眼力压根就是个饭桶！
那天我在接到这个采写任务后耗费了一整包香烟和一整天的时间，反复修改了三次后，终于完成了一篇5000多字的大专访。为了使我的第一次表现更出彩，晚上下班的时候，我还咬了咬牙花15块钱在打字复印店里把那篇大稿用铅字打印了出来。不过即便是我准备的这么充分，我依然还不太放心，我把写好的东西给洁婷看，让她提提意见。洁婷看过了说：“涛，你写的真好，登出来后肯定让那个副市长看得心花怒放的……”
我就是带着洁婷的这句评语第二天信心满怀的把稿件交到女站长手里的，女站长在花了 5分钟左右的时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