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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迪说：“是的。”
叶子农接着说：“昨天人们相信共产主义，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相信了一个许诺。今天不信了也不是因为它不是真理，是没得到预期的实惠。众生不管你真不真理，他们只需要许诺、兑现。半个世纪的烙印，共产主义一词已经被烙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连共产党的领袖都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你跟东欧的人民说，你们解体的那个不一定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再跟欧盟的人民说，你们组合的那个也不一定不是社会主义。你这不是存心跟人民找别扭嘛，用北京的流行话说，这叫找抽呢。”
布兰迪不解地问：“什么叫抽？”
叶子农说：“就是打耳光，抽嘴巴。”布兰迪笑了笑。
叶子农说：“你是要赚钱的，你的立论就一定要找有利于你赚钱的论据，至于100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其实根本不关你的事。我呢，是个看客，不是找真理树观点的，是看到什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对错也不关我的事。你知道我不愿意跟人讨论这些问题，更别说弄个片子长篇大论了。你既是来握手的，就不该给朋友出难题。这也不是律师诉讼，拿了谁的钱就能挪挪屁股为谁说话。”
布兰迪说：“东欧解体的那个阵营是不是社会主义不由你我说了算，得由东欧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说了算。东欧阵营解体体现了东欧人民的意志，这个还是问题吗？坦率地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了解你的观点的具体内容，因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人民认为它是什么，重要的是你的思辨能力，市场需要什么，我就认为是人民需要什么。如果东欧阵营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中国就也不是社会主义，那是不是说整个欧洲的人民都错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也都错了，就你是对的？”
叶子农嘴角闪过一个无奈的笑，摇摇头，沉默了许久之后淡淡说丁一句：“但凡还愿意睁眼看一下的人，有谁还能否认中国在一天天变好吗？”
布兰迪说：“中国经济确实发展很快，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也在升温。”
叶子农说：“中国和苏联，你拿哪个去证明社会主义？如果你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而美国和中共认为它是社会主义，那又是谁错了呢？”布兰迪语塞了，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叶子农说：“你就是刀架脖子我也不能说我的看法是对的，只能是以我的认识能力所能认识的。我没去影响谁，怎么错都是我自己揣着，不妨碍别人。现在是你要让我输出你的价值观，我只是不想说违心的话，我们谁都不是道德楷模，可人的那点诚实总还得要吧。”
布兰迪不知是坐累了还是情绪的问题，起身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活动了一下身体之后又坐回原处，点上一支烟深吸了一口，说：“其实，你直接说‘人民’会更诚实一些，不必惹不起人民就拿‘众生’这个词修饰，你让我觉得你这是精英主义的藐视人民。”
叶子农说：“惹不起人民，众生就惹得起了？众生泛指一切生命，在认识范畴里特指迷界群体，是一个与‘觉者’相对应的词。用‘人民’，你把人民里的觉者往哪儿搁？官员就一定是觉者吗？平民就一定无明吗？学术讲实事求是，不讲爱憎。”
布兰迪说：“那你就是觉者了？”
叶子农说：“觉者与众生是社会研究对象的泛指，既有你觉的就必有你惑的，明白了这个不一定明白那个，人人都有所觉有所不觉，不做具体指。”
布兰迪沉默了一下说：“你连自己的对错都不介意，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谈了。如果一个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却还要坚持，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吗？”
叶子农说：“不是坚持，是没有意义。这种讨论是必须要从定义概念开始的，否则你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我理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化经济，一个名称两样东西，永远论不出个所以然。这题目仅定义概念就少不了一通争论，推理论证又是一通长篇大论，如果你驳不倒我你不能让我违心吧？如果你驳倒了我说明你的认识比我透彻，你还需要我吗？无论什么结论结果都是一样的，明知地里没土豆你还刨这个坑吗？”
布兰迪点点头，看着那堆豆子说：“是的，不管连出什么都是真实的、有根据的。出离立场的观点，无非是指公正、客观，但是哪个立场不认为自己是公正、客观的呢？那就不会有结论了，最多就是立场之间的交换看法。”
叶子农说：“所以，有那工夫还不如找个餐馆我请你吃大餐呢。”
布兰迪说：“按你这个说法，这世上就没真理了。”
叶子农到卫生间摘下挂在墙上的镜子，回来将镜子竖在豆子旁边，说：“它就是，它照到什么是什么，它没立场，没好恶。其实‘客观’也是一‘场’，也未必是真相，客观只表示没有利害关系，不表示没有好恶，也不表示有如实观照的能力。”
布兰迪质问道：“凭什么你就是镜子，别人就是立场？”
叶子农把镜子放到一边，说：“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是镜子，因果律是镜子，辨别、证明的逻辑和实践是镜子。其实真理也不‘是’，‘是’的就不叫真理了，叫定律。出离立场不一定是真理，但一定是不被立场接受的，没受众就没钱赚，这就是硬道理。这种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瞄一眼心里有个数就行了。”
布兰迪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收起了《意向书》，淡淡地说：“你那么喜欢吃吗？”
叶子农笑着说：“我就知道吃，没别的。”
布兰迪笑笑，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吃。现在时间还早，总不能就这样坐着一句话不说吧？还是这个话题，我们不为什么了，就像老朋友闲聊一样说说话，可以吗？”
叶子农说：“你这就是为刨坑而刨坑了。”
布兰迪说：“我诚意而来，至少要知道我握了一只什么手。”
叶子农拿起镜子去卫生间，把镜子挂回原来的位置，回到客厅将茶几上的豆子推到一边腾出一片地方，这样茶缸、烟缸、茶杯就摆放得从容了，不像刚才见缝插针那样无序。做完了这些他也点上一支烟，说：“你要愿意，那就刨吧。”
房间里的气氛悄然发生着变化，已经不再那么生硬了。
布兰迪喝了一口茶，说：“本来我不想这么早跟你讨论敏感问题，虽然我不是这个问题的专家，但是提点质疑还是可以的。只是……你毕竟持中国护照，讨论敏感问题不可避免会涉及中国的制度和现实。我想，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中国人愿意面对的窘境。”
叶子农笑了，说：“你不是说了嘛，我孤身在外，又没有家人受牵连的顾虑，共产党能把我怎么样？我对共产主义的怀疑不是从红领巾开始的，是从骂共产党开始的，因为我娘死了，我爹也死了，我成了狗崽子，那种街头挨饿的滋味你试一下就知道能激发出什么了。但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史》不是我拿一块个人伤疤就能覆盖的。中国有什么不能谈的？不就是专制、暴政这些词嘛，说理就行，我不赞成闭着眼睛骂街。”
布兰迪说：“是的，我也不赞成骂街。那你就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违心，你能论证共产主义的失败吗？”
叶子农说：“如果共产主义是神话天堂，不用违心它也是荒谬的。马克思不是神，不是思想探索的终结者，人类就是批判地认识前人的东西才得以进步，凭什么到了马克思这儿就批不得了呢？比如公有制，没了私的公有制还怎么公呢？你这个公往哪儿待着呢？矛和盾是本一的事物，有谁还能扔了一个揣着一个？比如阶级斗争，如果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就否定了阶级斗争之外的一切社会矛盾，怎么可能呢？大锅饭一样让工人队伍里有怨言，宫廷里的权力之争一样杀得你死我活，每个元素都对历史演化产生着影响……”
布兰迪一笑说：“嗯，这就是我想要的思路。”
叶子农说：“什么叫批判？就是有甄别的有判断的意见。你要求的路子是批判吗？是只批不判，一判就没钱赚了。你说：是不是欧洲人民和中国人民都错了，就你是对的？人民是无关对错的，人民不受问责，不属于对错的判断。人民的利益更没有对错的判断，只属于可能程度的判断。人民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与人民知道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一回事，人类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是复杂的渐进过程，不是谁一刀下去分成对错两半就算完事了。探索社会规律马克思不是唯一的，马克思的认识方法也不是唯一的，马克思是站在他那个时代条件下可能的认识，用神或终结者的要求去评价马克思，可以肯定不是科学态度。马克思的话不是句句是真理，《共产党宣言》就一再修正，100多年的实践也在不断认识和修正，评价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去关注它最核心的东西，而是以直取文字的方式去评价，那就只能是不同立场的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各自的立场需要什么。”
布兰迪说：“这算不算文字游戏呢？”
叶子农说：“如果不讲逻辑了，那剩下的就只能是文字游戏。”
布兰迪说：“那你认为什么是共产主义？”
叶子农说：“不用每句话前面都加个‘我认为’吧，我还有可能不是我认为吗？”
布兰迪说：“不必。”
叶子农说：“一句话，世界经济有机一体就是人类共产，阐述这个演化原理的理论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词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拯救、许诺的色彩，人们出于美好的愿望把共产主义神化了。共产主义不是消灭穷人、富人，不是天堂，不是物质和道德指标，是经济学的概念，是经济形态的描述，它既是经济规律的产物，就一定不是人可以奋斗来的，也就不可能是哪个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武器。最通俗的理解，地球东边经济危机，地球西边碗里就少了一块肉，这就是共产主义。”
布兰迪思索了片刻，说：“如果按这个说法，那现在就是共产主义了，一次石油危机就足以让全世界的碗里少了一块肉。”
叶子农说：“碗里少了一块肉，经济结构就会调整，有所淘汰，有所催生。碗里连饭粒都没有的就会闹事，只要我挨饿你就别想活踏实了，社会就会朝更稳定的结构整合。共产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词，可以是几个人合伙的共产，可以是企业联合、兼并的共产，可以是地域与地域或国家与国家合作的共产。地域性的社会化经济，你可以叫它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球结构的人类大经济，就是全球经济高度依存、高度一体化，这种经济形态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共产主义。人类各个角落的经济会因不同条件呈现不同形态，但不管什么形态，其本质都是朝着社会化和全球化的方向演化，它不管你什么政党、主义，那是经济规律，是由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的，是人类趋利的本能。”
布兰迪说：“社会化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只是叫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