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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问没人能解答，只盼着工程早日竣工，服从大局的意识从小就在我们大脑扎下了根。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上周一大早出门上班，才发现一夜之间马路又被掀起了。路面被搓成鱼鳞状，路牙挖开，路上左一堆砂土，右一堆沥青渣。这边厢人行道里边近一个月过去还是在建工程，简单的尼龙绳就把行人隔在马路上，那边厢马路又挖开了，到底去哪里走路呢？踩着坑坑洼洼的路在车辆中穿梭，对这种施工方法，我想用个文明点的词可能叫野蛮施工，要用个野蛮点的词，该叫什么呢？依我的智商，还没想出来。
我每天上班穿过广场，只有十多分钟的步行距离。国庆之后发现好端端的广场中央，升旗台下面平整的地砖上在铺大理石。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那些有历史的国外城市广场是不是都铺上了大理石，反正我们现在似乎只有大理石最显气派，最高贵，恨不得马路都铺成大理石。有一天路过发现还修起了几级台阶，不知道是要通向哪里？神奇的是过几天发现大理石又全揭起了，暂时堆在一边，地砖上什么痕迹也没留下，该不会是在搞行为艺术吧？
我以为只是我每天路过的这段马路在这样施工，周末有幸坐车跑了半个城，才发现我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从城东跑到城西，本来就拥堵的马路乱成一锅粥，所见之处人行道几乎都在围住施工，好像进度都整齐划一。马路上很多地方竟然堆着一人高的水泥袋、地砖，还有成堆粗细不一的塑料管，穿行其中的人像在走迷宫。下车时施工扬起的灰尘扑面而来，切割大理石产生的噪音我这个快要失灵的耳朵都有些受不了。看见施工的人里不但有戴白帽的老人，也有围头巾的妇女，旁边倒也看见指缝夹着烟，穿得比较体面的人在监工。倒不是我对老人妇女施工有偏见，而是有点担心施工人员的技术是否专业？工程不会是转包过几层了吧？工程的质量有保证吗？我们忍受一次这样的开挖没关系，别再来一次不必要的修补，劳民伤财就好。
可别以为我是杞人忧天，我们投资1700万元的豪华游轮“酒钢号”，在黄河试水仪式当场就披红挂彩地表演了扎猛子，在各届嘉宾面前眼睁睁上演了现代版的泰坦尼克号。有关部门解释“原因主要是施工单位的操作失误”，其他一概不知情；而我们投资87亿元修建的天水—定西高速公路，开通80多天就因部分路段出现坑槽、裂缝、沉降等重大病害返修，让世人惊诧莫名。据有关部门调查后通报，公路“病害”的主要原因一是进场原材料把关不严；二是施工单位施工过程控制不严；三是在不良环境下施工。再无其他，说得够明白了吧？
晚上我和老公有散步的习惯，不过最近我更愿意窝在家里做沙发土豆，秋后养膘。想想乌烟瘴气的马路工地就够了，哪有饭后散步的闲情逸致？每天上班走四趟实在是迫不得已，没事挤到工地去溜达，不是添堵吗？吃饱饭再去吃土，那不真成吃饱了撑的吗？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个老校友
在茫茫人海中，我们总是在寻寻觅觅，希图找到除血缘关系之外最亲近的人际圈。于是在远离家乡的大学校园，我们寻找“同乡会”；在远离了大学校园的家乡，又寻找“校友会”。在同一个校园度过的只是四年短暂时光，那些闪亮着青春光环的日子却成了牵系我们一生的印记。
毕业20年，我参加过几次校友会，慢慢发现校友会上几乎再找不到比我更年轻的身影。赶上了新时代的年轻人很少再有愿意回来“建设家乡”的，而同龄人要么出国、要么调往北上广，留下来的也多忙于工作和家庭，和老态龙钟的前辈们好像也没有太多共同话题。尽管热情的老会长每次聚会都周到通知，诚恳相邀，但我听力衰退之后就更少参加校友聚会，也不便和校友联络了。
有一天同事告诉我有个姓王的老人打电话来，说是我的校友，想和我联系。同事告知我现在没法接听电话，可是他没有手机，也不能和我短信联系，说过些天也许会到办公室来找我。我一听是年届80的退休老人，好像不认识这么年长的校友啊，何况我现在没法电话问候，也不便去探访，暂且不管了吧。
9月初的一天，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校友领来一个满脸带笑的老人，给我示意一下就算介绍，交代几句就去忙了。老人朴素的衣着也没有遮掩住神采，在握手的一瞬间，我猛地记起似曾相识。他有一张让人难忘的脸，非常像老电影演员朱旭，但比朱旭更俊朗，也没有那么大眼袋，真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该多英俊。尽管很多年不见了，我还是想起来曾经在校友会上见过，毕竟长得那么好看的老人并不多见。我忙倒茶让座，虽然我听不清，但一猜就是打过电话的王老。
我不是很善于和生人打交道，尤其现在交流不便更觉手足无措。我拿起便签本和笔摆在老人面前的茶几上，很抱歉地请他用文字和我交流。他很体谅而谦和地对我笑着，露出下牙镶补过的痕迹。他先解开夹克拉链，再缓缓从随身带的蓝色环保袋里取出一摞资料要给我一一交代。9月的阳光很好，秋老虎的感觉还很浓，我坐在他身边，这才打量到他穿得有点多，额头上沁出细小的汗珠。我拉一拉他灰色夹克的衣袖说“今天挺热，您穿得太多了，赶紧喝点水歇歇吧，要不要把夹克脱了？”他摆摆手，“没事，不用。我这次来是给你带了校友通讯录，还想请你写篇东西。”
我接过一本崭新的淡绿色封面的小通讯录翻看，里边除了我认识的、听说的，还有很多从未听说过的在全省各地医院工作的校友。我有点不解，他给我解释，上海医科大学现在并入复旦了，所以把以前在上海医科大学就读过的校友也归进来了。老天，在遥远的上海发生的院校合并，竟然在这里也悄然影响着校友会的规模，竟然还是倒溯回去的！校友录上很多人其实早已调走或出国了，我不知道以王老为代表的校友会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历史记录和联络方式的。即使找不到最新联络方式的，上面也都有名字，有专业和毕业时间，给所有回来过的校友都留有一席之地，编出这样一本通讯录还真不容易。
王老拿出一张打印纸，在上面空白处写道“请你写一篇”，我拿起一看是“关于编辑出版《陇原复旦人》（暂定）一书的征稿方案”，是为了“彪炳复旦学子的业绩，展示复旦人的风采，作为2013年在兰州召开的复旦大学第十三届世界校友联谊会的一份献礼”。应征校友要提供一篇自传体稿件，包括工作简历、主要业绩、科研成果或者著作等。我这么普通的人怎么敢青史留名呢？王老很诚恳地在纸上写“我们要求所有校友皆可入编，不一定是杰出，我们甘肃人少，但地区艰苦，工作平凡而伟大”。他还不忘解释“平凡——伟大，不在地位高低”。放下笔，他又找出一本浙江校友为百年校庆献礼的校友风采录给我借鉴，“这是样本”。按照征稿方案，“凡是在甘肃境内工作和生活的复旦校友，不论退休还是在职，不论年长还是刚刚参加工作，只要是复旦大学（包括上医大）有过学习、进修、培训的经历，都是校友，都在征稿范围。”看来我是推脱不过了，何况老人还要求“编书一事请支持”呢。
说完正事，我们才开始闲聊，相互了解。我介绍了我自己的经历，也说到刚刚参加的毕业20年聚会，说到学校的新变化，他听得非常专注。老人写字的笔画已经不是很流畅，笔触非常慢，有些字还需要仔细辨认，他热心地给我一笔一画介绍自己，让我有点歉疚也有点感动。他1956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先后在甘肃日报等报社工作，92年已经退休，真是老前辈了。我说他长得非常清秀，不像北方人，他眼里顿时闪出亮亮的光。他马上在纸上写道“我是安徽全椒人”，他特意在全椒下面用括号标注（文化城市）。我说我知道的，我大学时好朋友有个室友就是全椒的，安徽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听我这么说，他显得非常高兴，立刻在纸上写“今天见到你很高兴，保持联系！以后我们聚会请你参加！”
他拿出他自己的校友通讯录，封面已经有些翻卷，内页标注得密密麻麻，有补充上去的电话号码，也有变更的通讯地址，甚至有变动的职务，在后面的空白页还补充了北京下派甘肃临时交流的博士校友。翻到其中一页，他很认真地用黑笔在姓名上画了方框，“这个校友已经去世了”。他问我联系的校友里还有无在通讯录上没有的，我说这本通讯录实在太齐全了，再无遗漏，真是为难他这么费心了。他在纸上重重地写道“都是校友情谊！”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制的通讯录给我展示。那是一本纸抄本，按从字母A到Z的顺序编排；整整齐齐地画了表格，手录了姓名、籍贯、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有在家乡的同学，有在异地工作的朋友，当然也有很多校友。一整本通讯录看得我叹为观止，真是个有心人啊！
他看到我桌上孩子的照片，夸我儿子长得好，问今年多大了，在哪里上学。我说儿子在一中实验班上高二，他马上翘起拇指，“不简单，将来也能考复旦”。他告诉我他的孙子今年高三，也和我儿子一样上过私立初中，也在一中上学，但没在实验班。我问他需要明年高考时帮他找人吗？他很有点得意地拍拍他的通讯录说“不用，现在很多系里的负责人都是晚辈，都知道的。”哈哈，多么可爱的老人。
临走前他嘱咐我“多保重”，我倒是担心他这么大年纪的人一个个校友这么走访下来多辛苦啊，一个人出门要小心，更要保重。几天后在报社工作的校友转达王老对我的“赞誉”，说我“非常好”。我也请校友转达我对王老的敬意以及他为校友们付出心血的感谢。很惭愧我帮不上更多忙，难道就因为我给他倒了一杯茶？陪他聊了一会天？答应了他的约稿要求？我从他这里感受到的却是沉甸甸的“校友情谊”。
时隔一个多月后，王老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还穿着上次见面时的灰夹克、蓝裤子、绿军鞋，只是夹克里还套了军绿色的羽绒小袄和毛衣，提着发旧的蓝色环保袋。他脱下外衣，棕绿色的毛衣侧面竟然露出脱线的大洞。他一坐下就呵呵笑着给我笔谈，并未注意我在观察他的穿着。他身上唯一的亮点是一块白底镀金壳、咖啡带的手表，我坐下时凑近打量，竟然还是一块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纪念手表。
他这次来访是想问我对自己的稿件再有无修改，我忙摇摇头，本来就平淡如水的经历，硬着头皮凑出千字已经不容易了，何况他还夸我“你的稿子别人看过都说写得好”，哪还需要再修改？再怎么润色也包装不成“杰出人士”呀。他给我看已经收集到的稿件，每一份都在“收稿登记表”上做了登记，也都做了多多少少的修改。在一份5月交稿的名字上打了黑框，注明已去世。哎，才写完自己的经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