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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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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
这一段文字记叙中,有几点重要的情况,与上述资料相吻合,就是说:第一、它描写的恰恰是五世纪的情况。齐永元元年即公元四九九年,是五世纪的末期。第二、沙门慧深是当时著名的僧人,还不只是一般的佛教徒。第三、文中所述扶桑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的确很象墨西哥。而且这一段文字在唐代李延寿编撰的《南史》卷七十九中又重复出现了一次。《梁书》和《南史》同是唐代的作家编撰的,他们的时代离南北朝不远,见闻当然比较确实可信。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罢了。
不过有一点是史籍记载与外文资料相异之处。这就是慧深的国籍尚待考证。《梁书》写的是“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好象慧深是从扶桑国来的。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查考。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段历史记载,总可以说明中国人和亚洲人,早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与美洲的国家和人民有了亲密的往来。当时从亚洲大陆到美洲大陆,只要沿着阿留申和阿拉斯加前进,可能并不很困难。因此,中国人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友谊无疑地具有悠久的传统,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啊!
如此说来,哥伦布显然不是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哥伦布的功绩完全抹杀,他毕竟可以算是发现由欧洲到美洲的新航路的第一人。
与古代扶桑国有关的问题还不少,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介绍的材料,今天说不完了。希望热心的朋友们也能够多多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扶桑”小考”

“为什么你把扶桑说成墨西哥?难道过去我们把扶桑当做日本真的是错了吗?”
有人看了前次的《夜话》以后,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我想把扶桑做一个小小的考证。
扶桑决不是日本,这是可以肯定的。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如《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早就写着:“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当时所谓“带方”即今之朝鲜平壤西南地区,汉代为带方郡。后来的史籍,包括我前次引述的《梁书》、《南史》等都在内,也一概称日本为“倭国”,与“扶桑国”区别得非常清楚,不相混淆。在这些史书的《东夷列传》中,“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显然是两个国家。
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两个国家的距离也很远。倭国的位置,只是“在带方东大海内”;而扶桑国的位置,则是“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查《南史》载,大汉国是“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而文身国又是“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这样算来,扶桑国距离中国共有三万多里,比日本远得多了。
了。
写到这里,报社的同志给我送来了许多有关的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说,早在一七六一年,有一个学者名叫金勒,大概是法国人,他已经根据《梁书》的记载,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一八七二年又有一个学者名叫威宁,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张,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一九○一年七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尔也发表论文,提出与威宁相同的主张。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意见当然不能流传,而逐渐被淹没了。
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我更加相信这个判断是可以站住脚的。因为那些外国人也证明《梁书》记载的扶桑国物产和风俗,大体上与古代的墨西哥很相似。
据说,所谓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谓“龙舌兰”。它到处生长,高达三十六尺。墨西哥人日常饮食和衣料等,无不仰给于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有巨大的野牛,角很长。这同样符合于《梁书》的记载。
至于有人说,古代墨西哥没有葡萄,只是后来欧洲人到达了美洲,葡萄的种子才从欧洲输入美洲。威宁等人却证明,在欧洲人未到美洲以前,美洲已经有野生的葡萄,就是《梁书》说的蒲桃。法国人房龙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中,也说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称美洲为“外因兰”,意思就是“葡萄洲”,因为那里出产一种葡萄,可以用来酿造美酒。
还有的人说,美洲没有马,后来西班牙人才把马运到美洲去。但是,动物学家根据地下挖掘的动物骨骼,证明美洲在远古时期曾有马类生存。可能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一千年的慧深时代,墨西哥一带仍然有马也未可知。
在墨西哥出土的许多碑刻中,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高八英尺,重二十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据考古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这一点与《梁书》的记载也完全相符。
《梁书》上面本来还有一段文字写道:“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前次我删节了这一段文字。现在看了威宁的材料,才知道墨西哥的风俗恰恰也是这样。
最后恐怕有人会问,当时人们往来到底是走哪一条路呢?这正如房龙说的:“他们是由太平洋北部窄狭的地方航行来的呢?还是由白令海峡的冰上走过来的呢?还是远在美亚两洲间尚有陆地相连的时代便过来的呢?——这些我们全不知道。”然而,他实际上做了三种可能的假设。或许古代的中国和扶桑国之间的交通是三种情形都有,这也未可知。

由慧深的国籍说起

在谈论谁最早发现美洲大陆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关心慧深的国籍。
到底慧深是哪国人呢?对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做出初步的回答:他是中国人。
根据何在?有《高僧传》可以作证。这部书是梁朝的和尚慧皎编撰的。他与慧深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当然他的记载比较可信。
按《高僧传》的记载,在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可见当时慧深在禅林中影响很不小。这里虽然没有明白记载慧深是哪国人,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外国人。因为《高僧传》中凡遇外国的和尚,就都写明来历,一看便知。比如,慧基与西域法师僧伽跋摩、弘赞禅律等往来,编书的人在文字上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假若慧深是外国人,决不会不写清楚,相反的,倒还可能大书特书,以表明慧基在佛教领域的威望很高,连外国和尚也跟他学佛。
而且,当时外国的和尚即便到中国来,也没有改变法名的道理,照例应该用他的外国法名译音,如僧伽跋摩等等。慧深的法名显然表明他是中国的和尚。
但是,《梁书》《东夷列传》上分明写着:“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中间的“其国”二字应该如何解释呢?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扶桑;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南齐。用后一种解释虽然可以打消关于慧深国籍的疑问,可是在文法上说来比较勉强。用前一种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文法,只是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又难于说通。
那末,应该怎样解释才好呢?关键还要看我们如何研究古代的文献记载。
从慧基的传记中,我们发现他“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齐建武三年是公元四九六年,上溯八十五年,为公元四一一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候应该是公元四三一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四五二年以前的事情。慧深无疑的也是在这个期间成为慧基的弟子。从此以后到齐永元元年,即从公元四五二年到四九九年间,这四十多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美洲之时。等他回到荆州,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人们都说他来自扶桑,这是很自然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
而且,慧深到美洲的目的,显然是去传播佛教,他是以佛教徒的身分去的,决不会到那里以后才变成佛教徒,这也是可以断定的。同时,在他游历美洲的时候,那个大陆上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触佛教,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沙门,更谈不上派遣他们的沙门到中国来游历。至于他们当时如果曾派人来中国拜佛取经,那也一定会有记载。在有关慧深的史料中,我们的找不出这样的迹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美洲大陆确实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被中国人首先发现的。据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地学杂志》第三十七期上,也有一则资料写道:“近来西方学者创立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我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之语言形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为中国人最先发现者。其发现之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之久。”
根据上面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断言,慧深至少是当时发现美洲大陆的最突出的人物之一。

广阳学派

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在清代初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当时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齐名,形成了一派革新的思想,他就是刘献廷。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在讨论《红楼梦》问题的时候,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曾引用过刘献廷的一些言论,以证明清代初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兴思潮。事实的确是这样。刘献廷这一派的革新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曾经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刘献廷的这个学派,称为广阳学派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刘献廷字继庄,自号广阳子,他的著作大半失传,留下的只有《广阳杂记》一种。特别用广阳称他的学派,也含有纪念他的特殊意义。
如果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相比,那末,刘献廷治学的范围更加宽广,目的性更加明确,更加讲究实用,而他的遭遇却更坏。他在康熙年间调查了许多实际材料,起草了许多重要著作,但是都失传了。后来乾隆年间的大学者全祖望为他立传,其中写道:
“诸公著述,皆流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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