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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虽然省里三令五申，但该市这种产品的实际产量却一直远远大于省里要求的数字，至少大出五至十倍。于是这个局向省里上报就变得十分重要。这就有点像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给上面呈报都是“双女户”，每户人家最多只有两个孩子。但实际情况是每户人家至少有两个孩子，还有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孩子的人家。领导来视察工作，有四个孩子的农民便将其中两个最小的藏到草垛或者地窖里去。领导俯身和蔼地摸着两个大一点孩子的脑袋问：“你家有几口人啊？”孩子脱口说：“六口。”领导抬头疑惑地望村长和乡长，村长赶忙说：“孩子见了首长紧张，将家里喂的两口猪也算进去了，”村长指指猪圈里的两头猪，又说：“实际这户只有四口人，就这两个女孩子，双女户。”村长又指指两个忐忑不安的孩子。“哦，又是一个双女户，农民现在觉悟提高了，没生下儿子也不再生了。”领导这样说着，背着手向院外走去。上车离开前，又扭头对憨厚的农民夫妇说：“这样就好！不要再生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嘛！”
领导的汽车嘟嘟一走，农民夫妇赶忙一个去草垛里寻出那个男孩子，另一个揭开地窖上面的石板，下去抱出另一个男孩子。有一次领导走后，他们竟忘记从地窖里往出抱孩子了，吃饭时发现少了一个，这才慌忙去将差点闷死的孩子抱出来。
就像计划生育向上呈报的数字不实一样，徐有福所在的这个局向省里呈报的数字也基本是假的。比如省里要求年产十二万吨，月产一万吨，而该市实际年产却是一百二十万吨，月产十二万吨。那么每月就有十一万吨产量不能报到省里去。该局为此设立一个统计科，由统计科专门向各县的生产单位要数字，各县每月将符合要求的数字报上来。这样即使查出来作假，也与这个局没有多大责任——生产单位报上来的数字就是这样啊！总之这个局每月按省里要求的数字往上报，有时比要求的数字略大一点，有时又略小一点。只有一次报的数字比省里要求的数字大出许多。省里打电话批评市长，市长打电话批评局长。局长便把统计科长叫去训斥一通：“就是喝醉酒，脑子里也要时刻有根弦！”局长皱着眉头批评科长：“你的工作责任心哪里去了？喝醉酒绝不是工作出差错、出纰漏的理由！有些人就是喝醉酒，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
局长剋完科长便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喝醉酒与小姐玩过后回了家，妻子想趁其醉态十足问出点什么来，便让丈夫的脑袋扎在自己怀里问他：“大令，你爱不爱我啊？”妻子像宋美龄称呼蒋介石那样称呼自己的丈夫。
《机关红颜》4（2）
“爱！”丈夫回答。
“除我之外还爱谁啊？”
“还爱一个人。”
“爱谁？”妻子紧张地问。
“爱咱儿子！”
妻子有点不甘心，停了一会儿又问：
“今天喝醉酒做啥了？”
“喝醉酒能做啥？做那种事！”
“在哪儿做了？”
“在房子里。”
“和谁做了？”吐出这几个字时，妻子的脸色已变得异常严峻。
“和你做！在房子里和你做！”丈夫说着便动作起来。妻子当然也乐意享受爱情的幸福，两个便相拥着向卧室走去。
从那次数字报得过大的事故之后，局长每月报数字时亲自把关。如果这个月报的数字差不多，局长便写“准报”或“报省”二字。若报上来的数字有点大，局长便一笔画掉，要求向县上重新要数字。有时干脆自己想个差不多的数字填在画掉的数字报表上，然后抬头对肃立在侧的统计科长说：“重新打印一遍，报省。”
局里的业务一科和二科的主要职责是赴各县检查。该市共辖十六个县，业务一科和二科各负责八个县。业务三科其实是个机动科：当业务一科和二科检查任务比较重，忙不过来时，便抽三科的人去配合检查。当统计科的人向省上报报表比较忙碌或科里有人请假的时候，也抽三科的人誊写或打印报表。甚至当政秘科写年终总结、半年总结、季度总结、月总结忙不过来时，也可能抽三科的人参与。总之三科就是局长手中的一支“别动队”，哪里吃紧派到哪里去。若哪里都不吃紧，三科的几个同志便都闲着。
该局准备提拔一个副局长的风声传出后，业务一科和二科科长听说三科的乔正年也悄悄加入了竞争行列，便有点不高兴。就像战争年代我突击队准备去夜袭一个敌人的据点时，一个不是突击队员的“小鬼”半道上悄悄跟上来也要去参战，其他突击队员便不高兴，低声呵斥小鬼快回去。最后还是经团长或者政委批准，小鬼才成为一名“临时突击队员”——而他却在那次行动中立了头功！
在这个局里，乔正年虽是一名“临时突击队员”，可他最终在摸据点时立个头功，将那个副局长位子争到手是完全可能的。难怪其他科长要排斥他。一科和二科下县里检查工作，本科抽不出人时，他们宁肯出钱在别的部门雇人参与，也不再抽三科的人。包括统计科与政秘科也如法炮制。这样三科就基本没有啥工作可干。用赵勤奋发牢骚的话说，这个科是和尚的鸡巴——闲着。
在此情况下，只要偶尔有点事做，乔正年与刘芒果抢先一步去做了。比如局长或副局长下乡，局长下乡乔正年跟着去。每到下乡的那天，乔正年至少比平时早来单位半小时，早早就将局长那个黑皮包夹在腋下，像端着一个佛龛一样将局长的茶杯端在手中，到科里对大家讲一句：“我跟局长下乡去了，科里有事给我打手机。”科长说完这句话，便将目光从科里几个同志的脸上移开，冲已从楼道里走过来的局长点着头笑着，弓着腰跟局长下楼去了。科长走十天，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科里也不会有啥事，科里真的连屁事也没有。
有一次科长刚跟局长下楼，赵勤奋便向许小娇和徐有福发表评论：小娇、有福，你们听出来没有？科长从来都是说“我跟”，而不说“我和”，这就是咱科长的精细之处。仅从这一点分析，将来那个副局长的位子就是咱乔科长的。这叫“于细微处见精神”，任何时候都让自己谦卑地“跟”在局长后面。而“我和”就有一种平起平坐的味道。只有市长讲话时才说“我和”：我和你们局长最近去了一次某某县，了解了一下基层的情况。市长才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所以“我跟”与“我和”，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科和二科的科长就喜欢说“我和”。徐有福有一次你也说过“我和”，那次你跟局长下乡，进来办公室对我和小娇说：我和局长下乡去了。我当时心里想，这小子离倒霉的日子不远了。果然从那次以后，局长再没带你下乡。这就叫“一个女子赤身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徐有福你用这句话的含义打一个成语。赵勤奋常在办公室随意奚落徐有福。徐有福你能不能打出来？我看你也打不出来！这个成语又不能让小娇打，算了，干脆我将谜底讲出来得了：因（阴）小失（石）大！徐有福你说你这家伙是不是因小失大？两个男人赤身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徐有福你再用这句话打一个成语，这次是一石二鸟。你们注意到没有？咱科长做事向来是深谋远虑、一石二鸟！咱科长不说当个副局长，当个局长、市长水平也是一流的！
副局长下乡一般是带刘芒果去，偶尔也带一次赵勤奋。可却很少有人带徐有福下乡。
为啥没人带徐有福下乡？赵勤奋一次趁徐有福不在办公室时告诉许小娇，徐有福这家伙形象长得魁梧。该局几个局长都比较瘦小，只有徐有福高大。几年前有一次局长带他去某县下乡，到县里一下车，分管该项工作的副县长便抢上来抱着徐有福的手使劲摇，嘴里还说着“欢迎局长到我县检查指导”之类的话。而局长站在一旁倒像个小干事或司机：“你说当时局长有多尴尬！”赵勤奋这样对许小娇说。
“那也不能怪徐有福啊！人家徐有福又没有说我是局长，只怪那个县长有眼不识——局长。”许小娇为徐有福叫屈。
《机关红颜》4（3）
“怎不怪徐有福？第一，徐有福应比局长晚下一会儿车，待局长与县长摇完手再下去；第二，即使同时下车，他也应将局长的茶杯端在手中，外套搭在胳膊上，迅速退到后面去。他县长再有眼无珠，也不会越过前边几个人跑到后边与徐有福摇手吧？而徐有福当时一下去，便泥塑木雕般地站在车前不动了，目光还像领袖一般向远方眺望，县长于是抢过来和他握手，你说不怪他怪谁？”
“徐有福是死相一点。”许小娇说。
“死相也没关系，如果他长得像我这样尖嘴猴腮，县长也不会错误地判断他为局长。偏偏他长得红光满面，高大威猛——古书里怎么形容这类相貌堂堂的男人来着？”赵勤奋眨巴着一双狡黠的小眼睛询问许小娇。
许小娇沉吟了一下说：“面如银盆，目如朗星。”
“对，就是这两句话！他的脸盘长得真是像银盆——这有点太高抬他了吧？什么银盆！他的脸盘简直像你、不，像我老婆的屁股蛋子一样。”
当时办公室只有许小娇和赵勤奋，赵勤奋这话说得太露骨，许小娇不高兴了，说：“不跟你说了，我看你应和副科长换一下名字，副科长叫赵勤奋，你叫刘芒——果！赵勤奋你说你像不像个刘芒——流氓！”
“怪了！被漂亮女人骂了心里也怪舒坦的。”赵勤奋自嘲地说着，在自己办公桌前坐下来，不再敢招惹许小娇，有点落寞地翻看一张本省的日报。
总之无论是因错将“我跟”说成“我和”，还是因身材高大，从那以后再没有领导带徐有福下乡。
徐有福不买手机的再一个原因是家里经济太困难。徐有福的妻子在市“艺研所”——艺术研究所工作。艺研所最有钱的是几个画家和书法家，卖字卖画收入颇丰。本市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常委刚当市长那一年，市政府一个局的局长调到县里任县委书记去了。这个局是一个十分抢手的局，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局长位子。该局当时排在最前边的一个副局长十分着急。副局长伺候了这位独断专行的局长八年，现在抗战打赢了，蒋委员长却从峨眉山上跑下来摘桃子了！副局长怎能不着急不气恼？想想这八年是怎么过来的：好事和荣誉全是局长的，坏事、受委屈的事和困难全由副局长给顶着。有一次市长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该局。因为该局一次将五个工人身份的人以干部身份调进了局里，暂时“以工代干”，伺机准备转为干部。虽然从理论上讲，工人是“主人”，干部是“仆人”，可现在要将一个“主人”调进党政机关变为“仆人”，你根本想不来要费多大的劲儿！市人事局分管“转干”工作的那个科室，科长的权力比别的局局长的权力都大。至于市人事局总是将手抄在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