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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轻轻敲了一下门，听到高冰说了一声“进来”后便推门而入，见黄建成也在。高冰主持了工作后，将财政局、城建局、人事局、发改委这些重要的部局统统收去由自己主管，何东阳仍然负责过去负责的民政、双拥和政府的日常事务。黄建成归了高冰直管，直接向高冰汇报也是正常的事了。
黄建成主动站起来向他问好说：“何市长，好！”
他点了一下头说：“好！你们有事吗？要不我待会儿来？”
高冰说：“没事的，你有事先说你的。”
黄建成知趣地说：“何市长你们谈吧，我已经汇报完了。”说完，向高冰和他点了一下头，唯唯诺诺地告辞了。
高冰指了指前面的椅子说：“坐，坐下说。”
他便坐在了黄建成刚才坐的位子上，说：“有件事想与你沟通一下。”
高冰扔过一支烟，他自己点了一支，说：“什么事？说吧。”
他感到高冰的口气硬硬的，俨然摆出了一副上下级关系的姿态，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本来想绕个圈子，把话尽量说得艺术些、婉转些，没想让他这样直通通地一说，也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听说，在你来之前政府做过的几项招标工程要推倒重来，是不是有这回事？”
高冰弹了弹烟灰说：“是有这回事，你是不是有什么异议？”
何东阳说：“高市长，我觉得这样不是太合适。”
高冰“哦”了一声，一脸不高兴地说：“那我倒要听听，怎么不合适？”
他一看高冰这种居高临下的样子，心里就有点儿不爽。你的“代”字还没有取掉，就这么霸气，如果真成了市长，没准儿比丁志强还要霸道。想着便也不客气地说：“第一，那些项目不是哪个人的个人行为，而是政府所做的招标，它本身就具有法律效应，还是希望高市长慎重一些，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最好还是维持现状。第二，按常规来讲，前任领导主持工作时所做的决议，如果不是违背党的方针政策，没有什么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后任领导最好不要去翻旧账，这样会影响团结，也会影响工作。我只是以一个班子成员的资格向你提一些建议，希望你能够采纳。”
高冰听完，哈哈笑了一声，才收紧了脸说：“谢谢你的坦诚，不过我既然提出来这么做，一定有我的理由，上次我们政府常委会一致讨论决定，对各单位的修建工程一律上报市政府加以统一监管和统一招标，各单位不得各行其是。在那次会议上，你不是也积极表态支持吗？既然是会议上定的，那我们就得遵照执行，否则，岂不成了说一套做一套？至于你所说的前任领导所做的决议不可以否定，不可以推翻。对此，我倒有我的看法，文革结束时，不是有过两个‘凡是’的大讨论吗？‘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来，我们还不是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理论指引下对有些错误的东西给予否定了吗？有错必纠是我们党的原则，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就拿过去的招标来说，你就能保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有人向我提出了质疑，有人还说有暗箱操作的嫌疑，我们不妨重新再搞一次。如果这次搞了，中标的还是他们那几家，这不正好堵住了他们的嘴，也让事情更加透明，这有什么不好的？”
何东阳听着听着，不觉头就大了，他从高冰的话中听到了对他的影射，也听到了他对高冰人格的一种贬低。既然高冰把话说开了，已经撕破了脸，他也没有什么含着骨头露着筋的，便说：“如果政府不从抓大事上着手，尽做这些鸡毛蒜皮的重复性的劳动，还有什么意义？就拿中标而言，上次能中标的，不一定这次就能中。就像上届奥运会的跳水冠军，到了下届不一定还是他，也不能因为下届出现了新冠军，就否定上届不公正。第二，你所说的各单位的修建工程，一律上报市政府加以统一监管和招标，各单位不得各行其是，上次会议我是持赞同的意见，现在也同样赞同，我并没有说一套做一套。我所说的是，已经招标了的，再收回去搞二次招标不太合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请你不要混淆了。第三，如果群众反映过去的招标是暗箱操作，或者有权钱交易的疑点，这就牵扯到了反腐和廉政建设的问题，应该及时上报纪律检查部门来查处。纪检部门干的事，让他们干，犯不着让你这位代理市长这么费心，你说我说得对吗？”他知道，这几句话一定戳到了高冰的痛处，没关系，让高冰痛一会儿也好。
高冰的脸一下涨红了，猛命地吸了几口烟，才说：“好吧！既然我们的意见不一致，我们不妨再上一次会议，让大家表决。”说完他站了起来，为自己去加水。
何东阳知道，高冰已经向他下逐客令了，他只好说了一声“好吧”，便转身离开了市长办公室。
2。选举是一项政治任务
何东阳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高冰的关系会发展到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想起高冰上任的第一天，他们都喝多了酒，在宾馆的贵宾房里称兄道弟，是那样的亲切，现在还不到两个月，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僵？如果高冰真是心里装满了正义，听到他是在权钱交易，这样做他不但认了，而且还会对高冰的人格充满敬意，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他只不过是在两难之间选择了一种变通。为什么高冰会这么紧紧抓住不放？难道真要把他的威信扫地不可？如果这样，只能说明高冰的气量太小了。
他知道，如果这件事拿到政府的常委会上去讨论，毫无疑问，结果肯定是倾向于高冰一边。原因很简单，既然高冰要拿到会议上去定，说明他一定会在私下做好其他人的工作，大家宁可得罪二把手，谁也不敢得罪一把手。何东阳当然不指望在会议上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即便大家心里怎么认同，嘴上也不好认同。之所以如此，他不想让高冰把问题搬到会议上去放大它，搞得沸沸扬扬的，那样反而对他不利。他觉得必须在上会之前中止高冰这种徒劳的行为。其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找市委书记孙正权，让他出面加以协调。他知道，孙正权在情感上一定会支持他的，因为这件事的起因孙正权都知道，孙正权也同意他这么做，现在要否定过去的工作，也就意味着否定孙正权的领导，孙正权能不倾向于他？当然，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分析，孙正权也不想孤立高冰，即便他不认同高冰的这种做法，或者是非常反感这个人，他也不能像过去收拾丁志强那样收拾他；相反的，他还必须要维护高冰的形象，支持他的工作。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高冰是省委派下来的，作为市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孙正权有责任让高冰顺利当选下届的市长，如果到时候落选了，孙正权要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鉴于这种情况，孙正权很可能会调和一下，如果知道高冰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后，说不准会违背情感，在理智上支持高冰。他可以不对下面的人负责，他不能不对省委负责。这样一想，他觉得第二套方案更好，应该让吴国顺给周得财交个底，周得财势必要搬动纪长海，然后他再直接给纪长海打个电话，把问题交给他。一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证明自己已经尽力了；二是也让纪书记知道，高冰可能另有他人，才要推翻过去的招标决议，收回去重新招标。这样做的结果，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了，至少不会让纪书记对他产生成见，而纪书记肯定会对高冰有想法，也必定要打电话迁怒于高冰。
次日上班不久，他又梳理了一下思路，决定先去找找孙正权。
进了孙正权的办公室，见他正看着文件，何东阳说了一声：“书记早上好！”
孙正权说：“最近在忙什么？怎么也不来沟通了？”
何东阳一听孙正权说话的口气这么随和，便也轻松了起来，就呵呵一笑说：“书记批评得好，过去我是直接面对书记，凡决断不了的事，就得来向书记请教。现在不同了，高代理市长上任后就得服从他的，得先给他汇报，要是直接找书记汇报，岂不有越级的嫌疑？”
孙正权哈哈一笑说：“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东阳向我发过牢骚，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是的，何东阳从来没有向他发过牢骚，也不敢发牢骚。他对孙正权一向很敬畏，这敬畏里便也有了一定的距离感。由于前几个月的工作关系，有了更多的近距离接触与交流后，他才发现孙正权内心宽厚慈善，对自己的部下也很关心，不知不觉间，他由原来的敬畏慢慢变成了一种信任和依赖。正因为如此，一见之下他就不由得感到一阵委屈，仿佛一个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突然见到自家大人后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倾诉欲，而这牢骚中明显带有一种下属对上司信任和依赖的色彩。孙正权当然能听出他说话的味道，道破后，何东阳反而感到了一种亲切，就嘿嘿一笑，把昨天与高冰发生争执的事向孙正权复述了一遍，末了说：“至于这件工程，我事先也给书记你汇报过，无非是一种工作上的变通，我既没有收过周得财的一分钱，也没有吃过他的一顿饭，更不存在权钱交易，我以党性做保证，天地良心，坦坦荡荡。”
孙正权说：“这我相信，相信你是干净的。不过，正因为你是为了变通，或者是为了平衡，有人说你暗箱操作也不为过，你说是不是？”
何东阳没想到他会突然这么问，他不好回避，点了点头。
孙正权又说：“既然有暗箱操作的成分在里面，也就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公正、公平，是不是这个道理？”
何东阳不由得心里一惊，他不知道孙正权接下来要出哪张牌？他只呵呵地笑了一下，算作回答。
孙正权这才长叹了一口气说：“东阳呀，这事要是没人较真儿也就罢了，要是一较真儿，还真有些说不通。我知道你的难处，现在偏偏来了个高冰，又是你的老同学，让他这一较真儿，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何东阳一听孙正权说麻烦了，那一定是麻烦了，但他还是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书记，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搞懂，即便是那项工程在招标上存在透明度不够的问题，作为一级政府，已经与对方签了合同，也不能因为新来的领导听到什么就可以随意推倒重来。这符不符合法律依据暂且不说，单就从行政法规来讲也行不通。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可以移交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处理，或者是司法部门来决断，不能因为新来的领导凭手中的权力就可以擅自废除。这本身就是用错误的方式来纠正错误，假定原来是错误的话。再进一步说，过去在行政执法和行政决策中我们出现的错误还少吗？比如丁志强搞的小康样板房，现在农民住进去了，但农民是怎么说的？住着新楼房，加着生铁炉，鸡猪没处养，生活不方便。高冰来了，让他去看看，是不是决策失误？如果是，怎么办？要不要把农民的小楼推倒重建平房？我知道他是想急于干出一些成绩来，想在人代会上顺利当选，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如果靠打压别人来抬高自己，不把精力放在开辟新的工作上，即便把我一脚踩下去了，就能证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