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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行为很不光彩，否则刘小青不会面红耳赤。尴尬的刘小青对国庆说：“去找老师吧。”
湿淋淋的国庆摇摇头，哭泣着说：
“我谁也不找了。”我的同学独自走去了，这个聪明的孩子能够说出他所有舅舅和阿姨的姓名。他回到家中以后，想到了死去母亲的兄妹，于是他就坐下来给他们写信。他的信是用铅笔写成的，写在从练习簿里撕下的纸上。他在表达自己处境艰难时，显然更为艰难地写下了这些。不久后，他母亲的兄妹全部赶来，证明了他在信上准确地表达了一切。
国庆以他童年时的细心，记住了所有舅舅和阿姨所从事的工作，从而使他能够开出八张信封。但是他不知道信该如何寄出。他在屋中时将八张纸叠成了八个小方块，他做事一向有条不紊。然后他将它们捧在胸前，向涂着深绿颜色的邮局走去。一个坐在邮局里的年轻女人接待了我的同学，国庆怯生生地走到她面前，用令人怜悯的声调问她：
“阿姨，你能像老师那样教我寄信吗？”
那个女人却这样问他：
“你有钱吗？”国庆让她吃惊地拿出了十元钱，虽然她帮助了他，可她始终像看着一个小偷那样看着我的同学。
国庆母亲的八个兄妹赶来时，气势十分盛大，他们以强有力的姿态护卫着国庆走向他的父亲。被八个成年人宠爱着的国庆，一扫这些日子来的愁眉苦脸，他神气十足地走在他们中间，不时回头吆喝我和刘小青：
“跟上我们。”
那是傍晚的时刻，我和一群成年人走在一起，我的骄傲仅次于国庆，我看到刘小青同样也耀武扬威。就在这天下午，国庆喜气洋洋地向我们宣告：他的父亲马上就要搬回来住了。
这是我来到孙荡后第一次傍晚出门，我请假时向王立强说明了这一切，王立强令我感激地允许我在黄昏时刻走出家门。他支持我这时候和国庆站在一起，但他警告我什么话都不要说。事实上我和刘小青根本进不了国庆父亲的新婚之屋，我们只能站在屋外的泥土上。前面是一堆矮小的房屋，我们很奇怪国庆的父亲为何放着楼房不住，却住到了这里。
“这里什么风景都看不到。”
我和刘小青都这么说。我们听到了那八个来自外地成年人的声音，他们的城市口音给我们带来了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的气息。这时候两个比我们小得多的男孩趾高气扬地走过来，蛮不讲理地要我们滚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国庆父亲新娘的两个宝贝儿子。我们被两个小得多的男孩驱赶，这简言太荒唐可笑。我们警告他们，应该是他们立刻滚蛋。于是他们用唾沫向我们射击，我和刘小青走上去给他们各自一拳。这两个外强中干的小家伙立刻嚎啕大哭起来，他们的援兵立刻从那堆矮小的房屋里冲了出来，是一个像猪蹄子那么胖乎乎的女人，那是他们的母亲。国庆父亲的新娘唾沫横飞，凶神恶煞似的扑了过来，吓得我和刘小青拔腿就逃。这个女人用男人惯用的脏话尖声咒骂着，追赶我们。她一会儿叫嚷着要把我们扔进粪坑，一会儿又发誓要把我们吊在树上，她追赶时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可怕的结局。我在疲于奔命时回头张望了一下，看到一个胖女人身上的肥肉胡乱抖动，这情景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这么胖的女人即便压一下，都能把我们压死。直到我们逃过了一座石拱桥，才看到她骂骂咧咧地走回去，她可能感到更重要的是立刻去援助她的新郎。确定她没有在什么地方埋伏下来后，我和刘小青胆战心惊地往回试探着走去，就像电影里深入敌区的侦察兵那样小心翼翼。那时天色已黑，我们回到了原先的地方，在照射过来的灯光里，我们所听到的依然是那八个兄妹慷慨激昂的声音，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国庆父亲的声音？过了很久，我们终于听到了另外的声音，就是那个追赶我们的声音，她告诉他们：
“你们是来打架，还是来讲道理。打架要人多，讲道理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全都给我回去，明天派一个人来。”
这个粗俗的女人一旦开口，竟然还能让语言充满威力。她盛气凛人地让他们回去，就如她的儿子让我们滚蛋。那八个来自城市的兄妹无言了片刻，随即他们的话语蜂拥而出。我和刘小青一句都听不明白，那么多人同时说话，来到我们耳中时等于什么话都没说。国庆的父亲是这时候开口的，否则我们还以为他不在呢。那个我很不喜欢的男人怒气十足地对那八个兄妹喊道：“叫什么，你们叫什么。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你们声音这么大，让我以后怎么在社会上做人？”
“谁不负责任了？”接下去犹如房屋倒塌似的争吵不休，似乎有几个男人要去揍国庆的父亲，而几个女人声嘶力竭地阻挠着他们。国庆母亲的兄妹们隐入了愤怒和苦恼之中，这一对新婚男女要命的固执，使他们精疲力竭地讲叙道理之后，蓦然发现根本就没有听众。他们没有一点办法来和这一对男女认真地说话。应该是大哥吧，八人中为首的那一位，决定不把国庆交给他们了。他对国庆父亲说：“就是你愿意抚养，我们也绝不会答应。你这种人，简直是畜生。”这八个成年人从那里走出来时，让我们听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呼吸声。饱受惊吓的国庆走在他们中间，恐惧不安地看着我和刘小青。我听到他们中间一个男人说：
“姐姐怎么会嫁给这种人。”
过度的气愤使他抱怨起了国庆已经死去的母亲。
国庆由他们承担起了抚养的义务，此后每月他们都各自给国庆寄来两元钱。那个涂着深绿颜色的邮局，成了国庆财富的来源。他每个月都有几次向我们得意洋洋地宣告：“我要去邮局了。”国庆最初得到十六元生活费时，也使我经历了童年时最为奢侈的生活，还有刘小青和别的几个同学。我们紧紧跟随着国庆，他的嘴时时向往着那些糖果和橄榄。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孩子，他给予了我们和他一样的享受。他像个阔少一样挥霍自己不多的钱财，我们每天清晨向学校走去时，都在心里期待着他的挥霍。于是到这个月最后的十来天，我的同学就一贫如洗了，他不得不依靠我们的施舍充饥。我们却无法像他施舍我们时那么大模大样，我们在家中开始了行窃。偷一把煮熟的米饭，偷一块鱼、一块肉、几根蔬菜。都用脏乎乎的纸包起来送给国庆。国庆把它们摊开放在腿上，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把咀嚼的声音搞得那么响，让仍站在一旁早已吃饱的我们垂涎三尺。这样的情景没有持续多久，我们的老师，那个打毛衣的张青海，收走了国庆的生活费代为保管，每月只给他五角钱零用。即便这样，国庆依然是我们中间最为富有的。国庆被父亲抛弃以后，逐渐习惯了自己安排自己。他在心里从没有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他没有仿效父亲的行为，也将父亲抛弃。相反父亲依然像过去那样控制着他，我们的老师可能是常常忘了国庆的现状，他仍然用向父亲告发这样的方式，来让做了错事的国庆胆战心惊。我的同学那时竟然不去想自己早已是自由自在，而是毫无意义地忐忑不安着。对他来说，父亲似乎依然时刻注视着自己。
另一方面，他以孩子的天真为父亲的突然出现而激动不安。其实他父亲的出现只不过是在街上的偶尔撞见，那个男人六亲不认的神态，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朝一日来到国庆的床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人站在街旁，用小石子打路灯。这个主意完全是国庆想出来的，我们劲头十足，都期望着自己砸碎路灯。当一个成年人走过来制止我们时，我和刘小青吓得撒腿就跑，令我们吃惊的是国庆寸步未动，他站在那里响亮地说：“这又不是你家的灯。”
可是那时候国庆的父亲突然出现了，国庆立刻丧失了刚才的勇敢，而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叫了一声：
“爹。”
随后向父亲申辩自己没有砸路灯，他那时像个十足的叛徒指着我和刘小青说：“是他们在打路灯。”国庆的父亲却是恼怒地说：
“谁是你的爹？”这个男人放弃了对儿子处罚的权利，对国庆来说，这样的打击远甚于放弃对他的照顾。接下去我们看到的国庆是那么的可怜巴巴，他穿越马路走来时都咬破了嘴唇，他竭力忍住了急欲流出的眼泪。就是这样他依然坚信有朝一日醒来时，会看到父亲站在床前注视着他。有一次他充满信心地告诉我，一旦他父亲生病，那么他就会——“来找我的。”他反复要我证明，他的父亲生病时会向他求医。他一遍遍地对我说：“你看到过的，对吧，你看到过的。”
他不再随便动用那个小纸板盒，在连续咳嗽的时候，他都没有打开那些药瓶。他天真地以为，只要瓶里有药，他的父亲就总有一天会回来。这种时候国庆在谈到他母亲时，不再因为往事过于遥远而显得淡漠。他经常说从前这个词了，从前他母亲活着的时候，他有多么多么好。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从前幸福的具体事例，只是用不停的感叹，让我们对他模糊不清的从前羡慕不已。他开始想象他的母亲，在无依无靠的时候，这个只有九岁的孩子，想象没有面对未来，而是过早地通往了过去。
童年时，我们对飞马牌烟盒上飞翔的骏马迷恋不已，我们生长的平原只有牛哞哞叫唤着走过，那些绵羊总是长久地被关在茅棚里。对于猪，我们都不喜欢。我们最为热爱的是飞翔的白马，我们从没有见过它们。后来一群军人来到了孙荡，一辆马车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穿越了整个城镇，驶进了镇上的中学。那天上午放学后，我们三个人挥舞着书包向中学奔跑而去。国庆张开手臂像一只大鸟一样跑在前面，他的喊叫纠正了我的错误理解，他叫着：
“我是飞马啊。”跟在后面的我和刘小青，除了摹仿他，就再也找不出更能表达我们激动的姿态了。
我们成了三匹尖声嚎叫的飞马，飞过了百货店，飞过了影剧院，飞过了医院——飞过医院以后，国庆像是被击中似的放下了手臂，他的飞翔夭折了。他哭丧着脸，贴着墙壁往我们来的方向走去。他都没有和我们说一句话，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赶紧追上去问他为什么不去看飞马了。可他只知道不停地往前走，我们去拉住他，他生气地打开我们的手，哭泣着说：“你们别理我。”我和刘小青傻头傻脑地互相看了半晌，然后惊愕地看着他走远。随即我们就不再吃惊，我们立刻忘记了他。我和刘小青张开手臂继续奔跑，要去看飞翔的马。
那是两匹棕黄的马，它们在中学的小树林里，一匹在木槽里喝水，另一匹不停地在树干上蹭屁股。它们根本就没有翅膀，而且浑身脏乎乎的。一股马臊臭熏得我们龇牙咧嘴。我轻声回刘小青：“这是马吗？”刘小青提心吊胆地走上去，怯生生地问一位年轻的军人：
“它们为什么没有翅膀？”
“什么？翅膀？”那个军人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走开，走开。”我们赶紧走开，周围的人都嘻嘻笑了起来。我对刘小青说：“这肯定不是马，马应该是白颜色的。”
一个大孩子对我们说：
“对，这不是马。”“那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