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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开心地笑一笑。我们那时都是小青年，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不过二十出
头，精力旺盛，调皮捣蛋。我们玩得最过瘾的一次，就是关于“朱大妈”那件事。
不过这事一直对外保着密，第一次公布于众。
那时，干活累，吃得差，特别馋。我们这一伙——七八个人吧，只要谁家寄来
一包红糖，拿到手，撕开包，立刻一抢而光，可跟着嘴唇上就落一群苍蝇，轰也轰
不走，那地方连苍蝇也“缺嘴”，馋死了。
吃不到好东西，就谈好吃的。一天谈得受不住了，便决定去邻村B村偷猪。并
想出一个绝法儿来，拿几个饽饽，使酒泡了，猪吃了肯定醉倒，就把猪抬回来痛痛
快快解解馋。这法子保证管用，又好玩，大伙一起出主意时，倒好像共同编造一个
笑话。于是，大伙分头去搞应用的东西。有人弄来几个玉米面大饽饽，有人去杂货
店偷来一瓶酒，我和一个叫老三的小子到大队部，把一副破担架拿出来。大伙一见
担架，又想到一个主意，把原先计划的一个疏漏补上了。那就是如果把醉猪抬出村
子时，叫人发现了怎么办？有了担架可以说抬人去县医院看病。这是担架给大伙的
启发。我成了有功之臣。于是大伙说，猪弄到手，多给我一块猪屁股吃。我一高兴，
又把一条白布被单贡献出来了，因为必须把猪遮盖住才好说是病人。计划真是愈来
愈周全，也愈来愈好玩，叫那几个年岁小的兴奋得连蹦带跳。
事不宜迟，当天夜里我们潜入B村。入村后，只要有狗叫，我们就扔一块酒泡
的饽饽给它，马上它就不叫了，这些狗都是饿狗，相信它们很快都成了醉狗。这样，
顺利到达猪圈前，看准一头又肥又大的母猪，就把一个带着酒香的大饽饽扔进去。
大猪正躺着，但饽饽一落地，它立刻扑上来几口就吞下去，动作比猫还快；我们又
扔一个，再一个，直把泡酒的饽饽全扔进去，我们就蹲在猪圈外，等着它醉，只听
见它“吧叽”嘴巴和不住地美滋滋地打呼噜的声音，那时很担心酒劲不够，后悔没
多带几个泡酒的饽饽来。直等了一个小时，忽然圈里没了声音，伸头一看，大猪早
已经烂醉如泥了。我们忙进去，七手八脚把它弄出来，放在担架上，遮好被单，飞
也似地抬出村子。这大猪真重，等我们意识到己经脱离危险了，大伙都累得浑身大
汗淋漓，抬担架的胳膊好像没骨头那样软绵绵。
我们早已想到，不能把它抬回村子，那样会被人发现。我们计划把它弄到H村
通往县城那片荒地里，那儿有许多乱土岗和野林子，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大猪
解决，但就在半道上出了意外。
一伙Y市来的知青，迎面走来，男男女女大约五六个人。我们完全没有准备，
打算和他们打个招呼就混过去。但这伙人中间一个瘦高个儿的男青年非常热情，问
我们抬的人是谁。一刹那，差点把我们问住了。多亏我机灵，编个瞎话说是村里一
位老大妈得了急病，我们送她去医院。他们一听，非要帮忙，我们说不用了，可他
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A村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刚从县里开了三天会回来。他们
要学雷锋好榜样，“助人为乐”，还一齐背诵有关的毛主席误录。他们其中一个问
我，这老大妈是什么家庭成分；当我一说，“当然是‘三代红’了”。他们来了阶
级感情，说什么也要帮我们把担架抬到县医院，并且和我们争起担架来。精神的力
量真是无可抗拒，再说我们已经抬了二十多里，精疲力尽，又做贼胆虚，终于被他
们夺去担架。他们中间的一个女知青，要掀开被单看看，马上被我制止，我说：
“这儿风太大，大妈是重感冒，不能再受风！”这女知青马上住手，还把被单掖严，
一边说：“要不我觉得大妈的呼吸这么重呢！”我身边的老三差点笑出声来。我感
到事情已经无法改变，如果跟他们去县里医院，准会露馅。我便对他们说：“如果
你们负责，我们可就回去了。”
这伙知青一听，都十分热情地满口答应，并叫我们回去休息。于是，他们抬着
担架返回县里，我们也掉头返回去。
分开后刚走几步，就听那瘦高的男青年朝我们喊道：“你们和大娘是哪个村
的？”
我一想，马上回答：“B村的。”B村就是猪的家。
那个女知青又叫道：“大娘姓什么？”
我这次回答得可是又迅速又巧妙：“朱大妈！”“朱”就是“猪”呵！
这时，我听那瘦高的男知青用嘹亮的嗓门喊道：“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朱大
妈的，回来见！”
“回来见！”我们一起举手，祝他们成功。然后，我们忍住笑，拼命向前跑，
直跑到回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地方，说什么也忍不住了，一齐扑在野地上，大笑，
打滚，翻跟斗。这真比吃一顿猪肉还高兴。
下边的事是听来的了：
据县里的人说，那伙知青把担架抬到县医院，已是早晨八点多钟。他们把医生
叫出来，说有急诊病人要抢救。医生上去一拍，刚叫一声：“打妈！”只听这“大
妈”呼地一吼，忽然跳下来，飞似地乱跑，由于身上蒙着被单，谁也不知是猪，全
看傻了，“大妈”怎么如此迅猛骁勇？
哎，你说，文革的经历，怎么能缺少这个？
咸味糖的真正味道，还是糖里边的发涩的咸味。
第三个人：还钟 1974年23岁男R省R县O村插队知识青年
我看过你那些文革的文章，你写的那些人那些事全都是倒霉的，看起来挺不舒
服，我想给你来个“反潮流”，讲一件得意的事，也是我成功的事！
一九六九年底，我给赶到R省R县O村，插队干农活。前后干了五年吧，黑夜到
头见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机会，但必须大队支书同意后盖了章才能办理。我们那支
书，一句话，王八蛋！纯粹是地头蛇，我看过去那恶霸地主刘文彩也没他横，我们
村里三个女知青——咳，不说了！弄不好，泄露出去，缺德！就说我这次吧，要想
从他手心里走掉，可没那么容易，我已经打算让他扒一层皮了。我知道他贪得厉害，
可是送东西得送到人家心气儿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队长，也是他的亲信，我就向他
打听，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个挂钟。大队干部开会，十次有九次在他家里开。没钟
点哪行？我问民兵队长他想要个什么样的钟，那小子瞥我一眼便说：“还不是要那
种外边木头壳、里边带摆、打点的钟！”我一听心里就冒火。这个钟还不得七八十
块，顶我爹两个月的薪水。这群王八蛋，真他妈黑！
你知道，我是个不吃亏的人。晚上躺下来琢磨到半夜，忽然有了高招。我便先
给我在北京的舅舅写封信，说明我的情况，请他帮我一次。终生终世，只这一回。
无论如何按要求寄给找一个挂钟，我保证三个月内把钟还给我舅。
我舅在北京铁路局当调度，工龄长，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手里有点钱，我家平
时碰到难处就向他开口。他收到我的信！很快买了钟寄来，还附了一封信，信上安
慰我一番，却根本没提我保证三个月还钟的事。他以为这是“孩子话”吧！
好，就看我的吧——
我收到钟一看，真是漂亮绝顶，木头壳，漆得锃亮，表盘是黄铜的，上边印着
大红字的毛主席语录；三根针走起来活灵活现，下边还有一个玻璃门，能看到晃来
晃去的小摆球儿。我当然明白，我舅的心意全表在这上边了。我当时的心情，拿现
在的话说——好感动呀！
送礼还得赶在人家高兴的时候。我耐心地等了五天，听说支书那天在公社受了
表扬，回村就咧着大嘴笑。我见机会来了，赶紧抱着钟进了支书家，果然生效，支
书看着这锃亮锃亮的大钟，两眼眯成了线儿，说道：“你在这里表现不错，别人走
俺不同意，你走俺同意了！”我马上把准备好的介绍信捧上去，笑嘻嘻地说：“下
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还到您这儿来。”支书从枕头下摸出那个木疙瘩（印章），
用嘴哈哈气儿，啪地给我盖上。好啦，开绿灯！放行！万事大吉！
我拿着这封信跑到公社、县、省，再返回我那遥远的城市，一个多月，来来去
去，经受无故磕碰，终于把事办成。我回到村里，打好了行李捆，跟村人告别，最
后该把我那钟取回来了。你听着，我是这么干的，而且一开始就计划好这么干的——
这天，我早打听到公社的干部来视察。我等着这群人进了支书家正谈得火热的
时候，忽然一推门进去了。只见满屋子人，满屋子抽的烟，挺热，挺闷，还有呛人
的烟叶味儿。支书见我就说：“该走了吧！以后别忘了俺们呀，要是忘了，俺们就
找你去！”他这热情的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公社的干部们听的。我呢？假装
有事那样，挺神秘地扯扯他袖子，把他拉到门口，再将嘴巴凑到他耳朵边，他侧过
脸问我：“啥事？”
我说：“我挺不好意思跟您讲。上次我借给您挂在墙上这钟，是从我舅家弄来
的。这次回城，不带着这钟，不好再去我舅家了，只好把钟拿回去。行吗？”我故
意压低声音，仿佛不叫别人听见；但控制的音量，却正好叫满屋的人都听见了。
支书的脸色变得刷白，气得直哆嗦。他脸离我太近了，我看得一清二楚。可是
他被我“将”住了，没辙，只好说：“好，好，拿走，拿走！”我当然明白，如果
没这些上级干部在，他能把我打死。
不用他去摘那钟，我脱了鞋子，上了炕，一伸手就摘下来。跟他说声“我走
啦！”就走了。他没送我，我却能想象他在屋里那样子。
当我把那钟送还到北京的舅舅家，我舅一家都莫名其妙。待我把来龙去脉一讲，
大家都笑个痛快。
我挺得意，在整个丈革中，只这么一件事，我是按自己的意志做的。
你该给我鼓掌呢！
快乐总在反抗者的一边。
终 结 文 革
·冯骥才·
今年（1996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
是文革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
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
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
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是在这两个所纪念的日子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
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
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
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
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水一般巨大而悲凉
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
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
享受不到自我渲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
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