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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呢？法院的判决是否确有道理？相信读者看完这篇报道后，也会像编者一样提出同样的问题。欢迎读者来信，讨论此案。”
当我在遥远的京城看到一直对此保持沉默态度的《南方日报》终于关注此事时，我很高兴。虽然在此前，经我独家报披露并多次在全国百多家畅销报纸报道后，此事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新闻媒体只是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虽然被称作“党和人民的喉舌”，但毕竟不是司法机关，对于一些明显的错案、冤案及一些司法部门的司法腐败行为，新闻媒体只能是及时将有关真实情况，公正客观地报道出来。我当时还以为，对于这宗早就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的活人变“死人”的奇案，尽管3年前的《南方都市报》已报道过，尽管2000年的《广州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也全文转发了我发表在中央级党报《工人日报》的相关报道，当时又一次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阳江有关部门一直不理不睬。现在，作为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又披露了此事，我想，对于这样一宗案情非常明显的案件，当地有关部门再也不会对此沉默下去了吧。我一直静观该报对此的后续报道，尤其是社会各界对此的讨论。可是，一直等到了好多天，别说有关此事的后续报道，就是当时编辑部在此稿的后面特意向全社会征集讨论意见的文字也没见到只言片语。我感到奇怪。经过多方打听，原来，此稿刚一出笼后，编辑部即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以致他们最后也无可奈何地默默地取消了这次讨论，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
稍后，2001年2月4日，当地的《阳江日报》也以整版的特大篇幅，以《人为真理而活》为题，报道了发生在本地的特大奇闻。2001年10月，广东省电视台“社会纵横”节目也报道了此案。有关律师对此案的评论是：1阳江市中级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适用法律不当。2公安部门和公证部门都不是行政行为，首先曾传耀和妻子的户口并不属于东城区派出所管辖，他们是明显的侵权行为。3该案子不能单用经济慰问去包涵，政府部门慰问平民百姓困难户是顺理的，但用经济包涵这种案件是对社会风气不利的。然而有关部门仍然保持沉默。
此案经我独家在《南方都市报》、《工人日报》、《深圳法制报》等百多家新闻媒体曝光后，不但引起了阳江市人大对此案的关注，更引起了省政府及省人大等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但是时间至今已过去了四年，此宗在社会各界激起了强烈反响的案件还是没有一个结果。但在这些年间，我与曾传耀老人一直保持着通信和电话联系，他更是把我当成了亲人，时常写信给我。从1999年至今，老人已经先后给我写了50多封信，现将其中的几封与本案有关的摘录如下，读者也可从中看到有关此案的一些情况：
第八章 一对七旬老夫妇的离奇遭遇第63节 “死人还魂”讨公道（3）
石野记者：
您好！久未见面了，常在挂念中。我寄给你的材料不知收到没有？本月13日，我又一次到阳江市委，找市委书记林华景同志，他亲自接见我。谈话约15分钟，我将我的不幸遭遇简明扼要地向他反映了，在场的一位黄科长把近日《南方日报》的报道给他看，他说都看过了，知道了。林书记说，他要找法院及有关部门去了解情况，然后做出处理！
本月20日，我又去了阳江市人大，市委督察室的苏玉均主任曾打电话告诉：林书记已经对我的事做出了批示，要求江城区公安分局彻底查清所有情况，向他报告，再作出处理。我把这些话都如实的通报给你。关于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问题，我正在找当地的律师，写好后我再寄给你看，请您帮我参考。余事后叙，祝您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曾传耀上
2000年11月24日
又及：近日，市政府的黄科长在市党校听法制课时，前中院老院长指出，阳江市中院这样处理案子是错误的。石野记者：
您好！
今天接到您的来信十分欢喜！在接到您的来信之前，我曾给你去过几封信，同时还有一份《阳江日报》报道了我的案子，不知您收到没有？我常想念您，今天收阅您从北京寄来的信（真是）欢喜之极了。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春节后约2月20日，阳江市委派来朱秘书长和市委督察室的苏玉均主任亲临我的住处，向我和老伴表示慰问，同时送了500元的慰问金。几天后，江城区政府和江城区法院派人也来了，把上次多收我的诉讼费5400元送还我，称这是退还不应该收的诉讼费，另外也是表示关怀，祝我们要保重身体。对地方政府的关心，我和老伴一一表示感谢，
上星期二，即4月10日，阳江市督察室的苏玉均主任来电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我按时到达。苏主任和朱秘书对我说：林书记很重视您的申诉，说对方被告都承认了错误，他们的经济都很困难，现由他们筹到人民币2万元，作为慰问金，给您补偿损失。并让我不要再上诉。还说像我这样的年纪，再拖下个3年5年不划算。我认为这区区2万元无法接受。提出最好用法律途径来解决。
石野记者，您给我无私无畏的援助，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请您还是要给我出点子。我曾给以前那位李律师去过信，但没有回音，很是失望，曾几夜难眠。今天接到您的来信，心头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深深的感谢您。我只是个退休老工人，处于弱势，无职无权，更无钱，诉讼虽难，但我不怕，我要坚持到底！希望您在百忙中帮我出个点子，最好也能帮助我写一份上诉书，更希望您能帮助我到底。不胜感谢！
等候您的回信。
曾传耀上
2001年4月15日石野记者：您好！
久未见面常在思念中，祝你在新的马年里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马到成功，步步高升，
我遭遇到的这场院官司，您是惟一的采访记者，也是目前一直在帮助我的惟一的知心人。在您的帮助下，取得了广大舆论的支持，这使我感恩不尽，永世难忘。但时至今日，阳江有关部门还是推三磨四，不肯办理我的房屋土地使用证和房产所有权证，案子也不见结果。我也就只好苦等待下去了。我的上诉状早送到了省高院，但没消息。我曾找市人大，请求加大监督力度，也没有什么效果。
石野记者，您对我俩的关心和支持，我永世难忘，再次说声感谢。
等候您的来信。
此致
敬礼
曾传耀
2002年2月20日
此事到底结果如何呢？我们只能真是拭目以待了。只是，今年已76岁高龄的曾传耀夫妇，从70岁开始，就与公安局、派出所、市司法局及公证处等司法单位叫板了长达7年时间。7年哪，如果是一般的年轻人，这宝贵的7年时间也是多么的不易，而这漫长而又凄苦的7年，对于这样一对早过花甲之年的高龄老人而言，那其中的万般酸楚和痛苦，我想，又有谁能能够解其中味呢？
2000年1月8日，我在《科学时报•；今周刊》上以整版篇幅又一次披露了这对老夫妇的不幸遭遇后，同时还配发了这样一篇采访札记——
一对年逾古稀的老夫妻，本该是沐浴着绚丽的晚霞，端坐于家中颐养天年的，谁知从天而降的厄运频频地击来。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已使他们的晚年生活陡增悲痛，但屋漏偏逢连阴雨，偏偏让老人又碰上了心如毒蛇的孙秀珠（编者按，原文为真名），那恶儿媳妇偏偏能堂而皇之地弄到一张盖有派出所大红公章的证明，而且竟能顺利地颠倒黑白地将公婆“弄死”，随后又能顺利地通过几家执法部门骗取了房地产，从而使法院“依法”查封了公婆赖以栖身的安乐窝，从而使两位可怜的老人被迫栖身于老鼠穿梭的一个破烂仓库里面，终日与门外一个垃圾堆为邻……
我相信，任何一位读者，都会为曾传耀老夫妻的不幸遭遇震惊不已，不忍卒读；作为连续多次采访此事的记者，无论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我都难以回避老人那佝偻着腰身、飘扬着满头白发、手持一叠又一叠投诉材料、在曲折途中艰难上诉的揪心情形。不幸的老人纵横着老泪，为了自己的声誉，更为了法律的尊严，在冷风苦雨之中，在炎炎酷暑之中，苦苦地上诉，上诉……
老人的每一声哭诉，像一条条粗壮的鞭子，抽打着我的心扉；老人的每一次哀求，像一块块沉重的巨石，压迫着我的灵魂。“死人还魂”讨公道，两位七旬老人在坎坷曲折的“公道”路中从上世纪末艰难地跋涉至21世纪，就这样上诉了漫长的3年，至今尚未能如愿。我们在为曾传耀和许秀英老人的厄运感受到可悲的同时，更为阳江市那些本应为老百姓热诚服务，主持正义的执法部门真正感到深深的悲哀！作为执法机关，他们本应起到尊老敬老的楷模；作为执法部门，他们理应做到知法执法的典范，可是法律却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戏谑百姓的道具。
新年的钟声已敲响，一个崭新的千禧年伴随着人类的祈祷和祝福降临人间。只是，在新的世纪里，那两位远在粤西的老人，他们的奢望不知何时能如愿以偿？我们的法律到底何时才能还他们一个“公道‘呢？
曾传耀之案，在我十年记者生涯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此案是迄今为止我采访时间最长的，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时间长达6年；是我采访次数最多的，我曾5次亲临阳江对此调查采访，其中3次是特意从遥遥的京城赶过去的；此案也是我发表的报纸最多的，从1998年12月开始，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在《南方都市报》、《工人日报》、《广州日报》、《深圳法制报》、《长江日报》、《齐鲁晚报》等全国百多家畅销报纸以整版的篇幅披露了此事，在全国广大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是，令我这个小记者汗颜的是，此事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结果，两位高龄老人至今仍没有讨回他们的公道，他们佝偻着腰身，扬着满头白发，迈着艰难的步履，仍然在漫漫的诉讼途中毫不屈服地用法律手段争取着他们应得的公道。
现在，2004年的春节又过去了，曾传耀夫妇何时才有盼头呢？这对可怜的老人能够在他们极有限的有生之年讨回自己的公道吗？他们的这场已拖了7年之久的漫长官司何时才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呢？
第九章 广东最大谋杀案的新闻背后第64节 两类谋杀（1）
1999年6月7日，受3号台风登陆的影响，广州地区突降暴雨。午后，随着一阵电闪雷鸣，市郊的番禺市（现改为番禺区）风雨交加，位于番禺钟村镇的全国最大住宅小区之一——祈福新村，此时更是雨雾笼罩，排列成一行行的西班牙式别墅若隐若现。
突然，“砰”、“砰”、“砰”……从其中一座装修考究的三层别墅里接连传来了几声枪响，但这惊悚的枪声很快就湮没在暴风骤雨之中……
2男5女遭受暴徒开枪射杀，当场丧命！一宗震惊省内外、震惊港澳地区、震惊国内外的特大惨案发生了！
这是广州地区建国以来被杀人数最多的特大凶杀案！
回顾我在南方的几年记者生涯，我无法回避这个祈福新村，不可能不提及这宗凶杀案。此宗凶杀案不仅使7名死者命赴黄泉，而且，作为众多参加采访此案的广州地区记者之一的我，也因此而惨遭某些掌权者的“谋杀”，从而使我在《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生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