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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
那天李冬青回家之后过了没几天就又跑了回来，说河南遭了蝗灾，粮食颗粒未收，麦子一石卖到了五十块大洋，而我们这边一石麦子才卖五块大洋，要是把麦子贩运到河南，不说一本万利，起码也能大大地赚一笔。事前我有话，如今又有这么大的利摆在面前，无论从哪方面想我都不能不做这笔生意了。
麦子装好车了，他又说如今外头不太平，让我派一队人帮他押运粮食。这正中我的下怀，有了我的人带着枪押运，我就不相信他能生生地把粮食吞了。我就派了胡小个子带了他的精锐荷枪实弹地跟上李冬青押运粮食，还给他们以靖边剿匪第一军的名义开了个公文，冒充军粮，以便他们遇上军队的时候好过关，如果遇上土匪那就没二话了，只有一个字：打！
尽管有我的人跟着，我的心里仍然踏实不下来，既怕粮食有什么闪失，又怕真的遇上敌手我的人受损失。出门在外跟守在家门口不一样，如果真的遇上什么事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又没有援兵，我真怕胡小个子这队人马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我这个尕司令了。胡小个子他们一个个倒兴致勃勃，他们跟我一个样儿，都是山里的猴子没见过世面，这一回听说要跟李冬青下河南逛洛阳，一个个就跟进城赶集的娃娃一样乐得合不上嘴。胡小个子还给我表决心：“尕掌柜你放心，人在粮食在，卖了粮食钱拿不上我就把李冬青这给活剐了。”
我说：“狗臭屁，啥叫人在粮食在？人不在了要粮食干啥？喂狗去？给你说清楚，遇上啥事情能挡就挡，挡不成就撒腿子，这是我们的老传统。不管遇上啥事情，只管把李冬青盯住就成，平平安安回来比啥都强。你现在是有老婆娃娃的人了，你要是不好好回来你的老婆娃娃我可不养活。”
他的娃娃还在他老婆肚子里装着呢，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叫他千万别在外头把命搭上。这个人的拗劲我知道，说不上真会为了粮食把命搭上。胡小个子听了我的话眼泪差点流下来，哽咽着对我说：“尕司令，你说的话我明白，你就是怕我出事呢。可是如果我没把这粮食保住，我还有啥脸活着回来呢？你放心，我还是那句话，人在粮食在，没有粮食拿钱来。”
我知道派错人了，不应该派这个死脑筋，我甚至都想换人了，可是换别人我又不放心粮食，也不放心李冬青。再说了，临阵换将是出征的大忌，对胡小个子的能力也显得不够信任，他们队什么都准备好了，换人也来不及，只好听天由命，就让胡小个子这个忠诚的死脑筋跑一趟吧。
我还在为胡小个子跟我的麦子担惊受怕，钱团长却带着一队兵护了一个省政府姓侯的参议员来找我。侯参议员是个尖嘴猴腮的小老头，下颏上留了一撮山羊胡子，活像一只老猴子，长相跟姓氏极其相称。侯参议说他是受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辕的委托来给我送公文的。侯参议看来头一次光临我们这样的土匪窝，挺紧张，也挺拘束，东张西望战战兢兢的，好像我们随时都会把他当成猴子夹到木板下面吃猴脑。倒是钱团长落落大方，就好像到了亲戚朋友家一样，高高跷了二郎腿跟我称兄道弟，喝了两口茶就开始挤对我：“尕司令老弟，这几年你可是大发了，又种地开荒，又收保护费，听说最近还开始做买卖了，可比我这个保安团长肥多了。”
我马上回击他：“种地也罢，做买卖也罢，不都是下苦为了活命么。我们跟你换一下，你们到山上来养活自己，我们到城里叫政府发饷，你换不换？”
钱团长哈哈一笑说：“尕司令说笑了，我哪里有那个本事。”
侯参议从他的公文包里掏出来一个大信封交给我：“尕司令，这是西北行辕的公函，请你过目。”
公文带有通报情况的性质，说红党从南方流窜到了川陕一带，随时有可能在我们附近地区出现，要求我们提高戒备，如果发现红党踪迹，要随时报告，并且要积极组织阻击。公文里还承诺，凡是杀一个红党，奖励大洋一百块，俘虏一个奖励大洋二百块。看过之后，我赶紧声明：“侯参议，当初我们招安的时候就跟钱团长、惠县长有约定，政府不管我们的军费开支，我们也不接受整编离开本地打仗，如果红党到了我的地盘上，我可以阻拦他们，可是如果他们没有侵犯我的地盘，我可没本事跑出去打人家。”
侯参议说：“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虽然政府没有给你们拨过军饷，可是你们种国家的地，收着保护费，国家也从来没有向你们收过捐税，这还是等于国家给你们军费了。如今国家有难，你们出力也是应当应分的么。”
我说：“出力我们肯定是要出力的，你放心，只要红党进入我的地盘，就是你那个话，我保证叫他们留下脑袋，一颗脑袋一百块大洋谁不想挣？如果人家根本没过来我们也没那个本事追到人家屁股后头打人家。”
侯参议说：“那是，那是，只要尕司令有这个话就成。”
钱团长说：“尕司令兄弟，如果红党侵扰县城，我来求援你可得救哥哥一把，不能见死不救啊。反过来如果红党窜到你这，只要你通个消息，我也一定带人过来支援你。”
据我所知，这几年保安团在钱团长的主持下，招人马，买火器，力量比红鼻子当团长的时候大大膨胀，听说还请了正规军的教官来当教练，他说是为了防红党打死我我也不相信，我想他们还是谋划着防御我。
我对他也打哈哈：“没问题，我们唇齿相依么。”
当天晚上我留他们吃饭喝酒。侯参议几杯酒下肚就晕了，嚷嚷着要睡觉。钱团长吃饱喝足之后非要参观我的堡子，我就领了他里里外外看了一遍。他评价说：“这个堡子，正好卡在三省岔口上，位置好得很，只要有粮食、有水，遇上情况顶上一年半载没有问题。”
我们的堡子是依狗娃山的山势修建的，狗娃山脚下倒是有一条大路，修堡子的时候我们可没想到跟这条路有什么关系，叫他这么一说倒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回去了，那个侯参议还一再抱拳嘱托我：“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能在你们这个地段让红党流窜了，一定……”
我心里说你们他妈的蒋委员长都挡不住，我一个杂牌牌的山大王哪里能挡得住？心里这么想，嘴上还得说：“一定，一定。”
送走了侯参议跟钱团长，日子又恢复了正常，根本没有听到更没有见到所谓的红党。一个多月后，胡小个子带着押运粮食的人回来了，一个个风尘仆仆疲惫不堪。我问胡小个子粮食卖了没有，胡小个子说卖了，只是价格没有原来估计的好，可能一石只能卖三十块大洋。三十块就三十块，那也比我们这里的价高得多。我又问李冬青跟钱呢，胡小个子说李冬青就地把钱换成了布匹茶叶西药，拉到西安城里卖去了。我一听这话恨不得抽胡小个子一个大嘴巴：“你们是吃屎长大的？叫你们干啥去了？”
胡小个子傻乎乎地说：“叫我们押粮食么，我们把粮食押到了，也卖了，没出啥毛病么。”
我说：“还没出啥毛病，粮食卖了，钱呢？李冬青呢？我叫你们去不是盯着他么？你们咋就叫他自己把钱带上走了？”
胡小个子振振有词地说：“他也没有带钱，他带的是布匹、茶叶跟西药，他说了，西安城的商号他都联系好了，到了西安城把货一交就把钱给我们送回来，专门让我告诉尕司令放心呢。”
我算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能当尕掌柜、尕司令他们却当不上，不是因为我运气好，而是因为他们比我傻。面对这样的傻子，我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只能暗暗祷告老天爷可别让李冬青坑了我们。胡小个子却还在安慰我：“没事情，尕司令你放心，要是李冬青敢日弄我们，我亲手剥了他的皮。”
我说：“算了，你别管这事了，回去看你老婆娃娃去吧。”
人家如果真的要坑我，也就不怕我剥皮，或者说人家不会给我剥皮的机会。说到底这还得怨我自己，我根本就不应该和李冬青联手做生意，我抢过他三万六千块银元，反过来他有机会了不坑我才是傻瓜蛋。这件事情搅得我坐立不安，心烦意乱，思前想后我派过油肉带几个人到李家寨跑一趟。我叮嘱他：“你去了不要露身份，暗暗察看他们家的人有什么动静没有。如果他的家人要离开李家寨，你就马上把他们断下来，一个人也不能放走；如果他们家人一切照常，你就不要显身。”
过油肉去了半个多月就像肉包子打狗，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只好又派人过去看看他那边怎么样，派去的人三天后回来告诉我，他见到过油肉了，过油肉他们说一切正常着呢，没啥不对的地方，李冬青的家人天天该干啥照样干啥，没有任何异常。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就不相信李冬青真舍得把一家老少扔下不管独自吞了我的钱一跑了之。
秋天又到了，那一年的秋天特别短，就像小偷光顾一样来去匆匆。夏天的暑气刚刚退走，一早一晚刚刚开始凉爽，一场大雪下来把整个山上的果子都冻烂了，金黄的洋槐叶儿跟殷红的枫叶一夜之间也都纷纷飘落，枯萎的树枝都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珍珠钻石串儿。突然到来的冬天让人猝不及防，也让人觉得格外寒冷，我们一早一晚都开始烧炕，冬天的棉袄、皮袄也都上身了。头一场大雪下过不久的一天，山下传来了一阵乒乒乓乓的枪声。我连忙叫人下去看看出什么事了，片刻李大个子跟我派下去的人一起回来向我报告，今天一大早就见路上过队伍呢，我们的人不叫他们过，两下里就打了起来，对方火力不强，放了一阵枪双方也没有什么伤亡，对方突然就撤了。
干什么都有个规矩，我们这里的规矩就是：别的山头的伙计，要从我的地盘上过路，都要事先拜山，所谓拜山就是事先打招呼，表示尊敬善意的意思，当然，多多少少也要有点见面礼。中央军一般用不着送礼，可是也得事先派人上来打个招呼，否则就是对我们的蔑视和挑衅。不知道这是哪路队伍，这么不懂规矩，难怪我的伙计要开枪拦路。
我问：“是啥队伍？是正规军还是哪个山头的伙计？”
李大个子摸着脑袋说：“说不上，好像都不是，这些人穿得烂得很，跟叫花子一样，一个个瘦得跟饿死鬼一样，没啥可怕的。”
我们正说着，就有伙计报告说有人在山下求见。我估摸着可能是刚才冒冒失失进入我们地盘的那帮队伍派人来拜山了，俗话说有理不打上门的，就吩咐把他们的人带上来。我让李大个子赶快回去，等我的消息，如果他们客气、有礼，就放他们过去，说到底这条路也不是我们家的；如果他们不懂规矩，说话办事不讲道理，我们就只有一个字：打！
“，一帮叫花子我们有啥打不过的？你放心，尕司令，他们要是不乖乖的我把他们的卵黄儿挤出来呢。”李大个子像个大皮球一样从山上滚了下去。我便回到专门用来待客的厅房等着前来拜山的人，又叫人把卫师爷也叫出来陪我接待客人。
过了一阵伙计们把前来拜山的人领了上来，一共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另一个又瘦又小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估计是他们的马弁，后来他们给我介绍才知道他们不叫马弁，叫通讯员；还有一个年纪大一些的戴了一副眼镜，眼镜的一条腿断了，用一根绳子绑在耳朵上。这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