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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初发生在北京的毛柳冲突是否更有意思？
尽管当事诸公现在均已先后作古，同时某些研究者显然囿于自身利益与政治局限的不同声音，也为这原本已经显得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但综合这些年来陆续解密的文史档案与部分见证者的回忆，当时整个事件的源起与大致经过应该仍然不难推断。首先在柳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与毛正式相见这一周内所发生的诸多事情所显示的迹象，就已经使这位满心打算前来坐天下的老革命党人感觉有些不大对头。到京当日他本拟立即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参拜位于西山碧云的孙中山灵堂，因有关方面无法及时提供小车接送而告流产。紧接着在三月二十日由李维汉、周扬召集的全国文联筹备会议上，柳意外地发现自己竟连常务理事候选人也不是，不禁令他大感沮丧和愤怒。同样，三月二十四日应邀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感受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天日记里“尚未垮台为幸”的自我解嘲应该就是一个明证。这还不包括其间某政界要人对他诗作的公开诋訾，以及对接待部门将他安排在嘈杂的六国饭店居住、没有配置秘书和小车等的不满。由于主观上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借三月二十五日晚毛在颐和园益寿堂设宴款待在京民主人士之便当面陈情，希望他的老朋友能加以干预
并迅速拨乱反正，应该符合当时情况下柳的心态与个人性格特征。可以假设是在宴后或席间的某个适当的机会，柳将自己的委曲与怨恚向毛和盘托出，并有可能当场得到了后者口头上的某种承诺一一至少是安慰和同情。此后三天柳一直在焦急与期望中等待，心神不宁。但事实证明非但他的情况与待遇未能得到丝毫改善，甚至连已蒙董必武批准的由柳主持筹建华北文史探讨委员会一事，也因周恩来突然转达毛的意见，让柳立刻停止进行而告夭折。在这样几乎已经完全超过他忍受底线的情况下，近半月来的积怨与愤怒连同对自己一生仕途失意的自怜自艾，犹如压抑已久的火山喷礴而出，并且迅速在纸面上凝固这就是他那首广为人诟病的诗作《感事呈毛主席》的全部写作动机与背景：
开天劈地君真健，说刘依项我大难。夺席传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生死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然而，事件后来的发展一波三折，不仅再次出乎柳的意料，同时对所有关心此事的人士来说，也像是有幸上了一堂免费提供的生动精彩的政治课程。一个月后柳收到载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一名句的毛的和诗。由于此前三日已有齐燕铭称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接他夫妇迁居颐和园读书养病，加上诗末“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两句给人的想象力，不免令柳原本浪漫的诗人头脑再次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五月一日毛偕妻女前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几天后又抽暇驱专车陪他上中山灵堂了却拜谒夙愿等风光场面，更是让柳自觉给足了面子，以至前嫌尽释。为了略略表示内心的歉疚与错怪之意，在即兴写成的《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中他写下“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这样的转圜之言，显然已带有某些程度的示好与自我检查的意味。稍后所作《叠韵寄呈毛主席》一诗更显得像是自我批评，并公开表示“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这时，毛泽东的语气忽然变得严厉起来。据早年坊间流传的一个毛诗注本所引未经证实的毛的原话，当时毛泽东气呼呼地对他说：“没有权力给你，就是有权力给你，把造兵舰用的八百万两银子都给你，让你像慈禧太后那样好不好”？可以想象，这样尴尬的残酷的场
面当然为柳所始料未及，且无地自容。几天后当他主动请求搬出借用半年之久的颐和园，迁往城内车水马龙的北京饭店暂住时，不知上车前有否曾在园门口的西风斜阳间蓦然回首，伫身凝望？如果那样的话，其姿式应该很像是在跟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涯告别。
在此后的有生之年，依稀重又回复到诗人形象的柳慎言微行，深居简出。位于城西北长街八十九号的那座僻静宅院是他晚年在京最终的居住之所。门楣上出自毛亲笔的书有“上天下地之庐”六个大字的匾额苍劲奔放一一作为两人友情的见证或某种政治信物——其熠熠生辉的光芒似乎足以抹去记忆中彼此之间曾经发生过的龃龉与不快。尽管这以后他仍担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同时在某些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重要会议的席间如果谁有兴趣仔细寻找，想必偶尔也会看到他佝偻、近视、耳挂助听器、咳嗽得厉害的苍老身影犹如我们在早些年电视屏幕上所时常见到的那种标准形象。作为他一生政治上最后一个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当他应邀偕夫人郑佩宜赴中南海怀仁堂观赏文艺演出，坐在前排的毛曾转过头来亲切向他致意，并以自己即席吟咏的《浣溪沙》一词当场索和，这不免让柳受宠若惊。但这位从前以门生视前者，顾盼自雄，相许“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时代风云人物，现在落在纸上的已是“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阆”这样令人同情的纪晓岚式的文字了。也许，对于他的旧僚、朋友、同事，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应该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柳已经衰老得相
当厉害，耳聋目昏，站立不稳，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着才能勉强在主席台就座。两年后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毛在京读《人民日报》有关余江县的报道，写下七律两首的那个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的夜晚的几乎同时，在北京医院的一间高于病房内，一生慷慨激昂，好作惊人之语的柳一言不发，黯然辞世。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相集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在主祭者的长长名单上不乏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中共重量级人物，但我始终无法找到他的诗友兼政治同道毛泽东的名字。同时主祭场挽幛上“柳亚子委员灵堂”的称呼一一而非习惯所称之“同志”或“先生”一一看来也不无耐人寻味之处。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生前，我敢担保这势必又会引发他一顿大大的牢骚。所幸他的思想与异乎寻常的自尊当时已再也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公祭结束后他的灵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纪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
二00二年二月吴江一一湖州
第四章
后记
去年深冬的一个黄昏，从外地回湖州，一时心血来潮想到要看运河，于是让开车的朋友拐道去了塘栖。沿着残阳下清冷的古河道闲走，又在当地那座建于明代弘治十一年的广济桥头坐了一会。突然想起本书中的十六个人物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于此行经的记录，或赴考，或谋职，或访友，或探亲，或载美同游，或进行商业活动，风尘仆仆，无一例外。而大浪淘沙，水流花谢，江山依然，斯人何在？一时难免有些伤感。
散文究竟应该怎么写？也许，这个问题的标准句式应当是：散文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袁宏道提出了他“尽翻窠臼，自出手眼”的偏激观点，英国人则认为必须像“有趣味性的谈话”才够味。周作人有个比喻：自己的园地。他说，“种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自己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而董桥的“须学、须识、须情”“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虽然说得精辟，毕竟为一般写作者所难以企及。就像书中郑板桥到处宣称难得糊涂，在实际生活中却被证明精明到了极点。因此，我最欣赏的还是一个朋友酒后的一句狠话：“说那么多干什么？写就得了！”
十年闲居家中，书看了不少，学业上却没什么长进，正如朱彝尊当年所自嘲的那样：“学书不成，学剑不成”。看书饮酒之余，偶尔也曾想到要动动笔，于是就写了这么本东西。也不管它什么文体、师承、内容、形式、怎么顺手就怎么写。承蒙浙江《江南》杂志谢鲁渤先生相邀，曾以专栏形式在该刊连续刊登了三年，其中有几篇被人贴到网上，颇获谬赞。在去年的书稿论证会上，来自上海的评论家吴俊先生使用了这样一个定语：“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统一体”。广东的谢有顺先生另外有个说法叫做：“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试图纠正历史上的某种偏见”。至于南帆先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文，更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在此一并谢过。
二十年前初涉文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后来读了点书，又喜欢标榜“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至于真正的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坦率说，我到现在还是半明半昧。即使有时有些心得，可能一段时间后又会为自己所推翻。当年洞山和尚在有人问他什么是佛的时候回答说：“麻三斤”。而我谈的是自己的作品，加上也不指望能有老和尚那样的禅机与定力，只好老老实实说了这些。
二○○四年六月十日作者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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