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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山除了上述的真实光辉和高度外，另一动人之处在于它的神秘。这座因唐代中期一首文人词而闻名于世的山峰到了唐末竟然神奇地消失，这真是充满神话色彩的描述。而正是这种神话色彩，使得它在宋代又神奇地出现，而且一下子又出现了两座。一在浙江湖州，另一座却远在作为三国周郎赤壁所在地的湖北武昌，并由此引起了一场长达千年之久的讼案。有资料表明以下这些学者文人都与这场讼案或多或少发生过一些关系：苏轼、黄庭坚、吴曾，叶梦得，倪思、胡震亨、夏承焘、朱东润，还有已故的山东大学教授林庚、冯沅君夫妇。这些名字为落实西塞山的具体位置曾作出了种种努力，然而最终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与大江东去的武昌相比，其在湖州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诚然，词中那些具体风土与意象：桃花流水，蓑衣笠帽，白鹭，鳜鱼，斜风细雨所蕴含的文化上的特征大有非湖州莫属的倾向，然而好胜争斗的楚人一点也不肯放弃将他们的郡志与一位名人连在一起的良好愿望。九十年代初，由于武昌方面刊载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缺乏学术精神的文章，使这场旷日持久的古代讼案再次进入了高潮。
提到西塞山不提它生命的赋予者张志和是难以想象的。这位生于公元七世纪的诗人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大约在他十六岁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皇帝——安史之乱后登基的李亨痛感板荡中人才的匮乏，采用了面试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人才选拔制度，使才华横溢的张志和得以明经擢第，以文字侍候于君王左右。不幸的是他父亲的猝亡使他认识了生命的飘忽和不可知，按照《新唐书》中的说法是“无复宦情”。总之，当时年仅二十余岁的张志和从此开始了他的隐士生涯。先是自号“烟波钓徒”，浪迹著书，尔后便在会稽东部隐居，而且一住就是十年。一篇出自他朋友颜真卿手笔的传记不无夸张地描述了他当时的生活状况：身披一块未经剪裁的大布，食果子和粗粮，居于不削树皮的大木搭成的屋棚。夜间写作，白天则臣服里长——相当于今天的居民会主任一类干部指使，执畚就役，从事疏浚河道的工作。会稽就是现在的绍兴，是盛产侠士，高人，乌蓬船和师爷的地方。一百年前那里又出了一代文豪周氏兄弟和女侠秋瑾。东湖位于绍兴城郊三里，是山水幽绝的人间净土。１９８６年一位面容肃穆的青年曾在那里俯仰缅怀。他的悲哀在于他找寻不到半点先贤的遗踪，甚至在当地的郡志里也无半点记载。后来他登上临水的木楼喝酒，倚窗看山，买舟玩月，
算是完成了一段怀古佳话。不过，那种混迹于游人中的巨大的孤独之感和幽思，是小小的乌蓬船怎么也载不起的。
我对西塞山的兴趣在于１９８０年，尽管当时我只是每月拿二十五元工资的社会主义工厂里的一名工人，我还是在贫困的生活中保留了某种精神思考的习惯。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阅读中偶然发现一条史料，在公元七七二年，也就是以忠烈及一手好字闻名于世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湖州担任刺史期间，曾由当时另一贤士，即为后世标榜为“茶圣”的诗人陆羽前往会稽邀请张志和访湖。奇怪的是这位性情乖僻的家伙居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使我产生一种想法，那就是他们可能是京华故识，甚至有着相当不错的交情。与知府大人的相见地点是在府署前的骆驼桥下。当好客的主人请贵客到宾馆下榻，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作为客人的一方竟然拒绝登岸。以下一段文字是张志和当时答话的原始记录：“愿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苕霅系湖州水名）野夫之幸也”。
这次著名的对话以后，张志和便在湖州寄情山水、萍踪不定。没有资料表明他的居住时间，比较可靠的推测是一至二年，因公元七七四年左右颜真卿离任前撰《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时，文章中的主角似乎已经离开了湖州，致使这位敦厚的刺史大人痛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这期间有关他的记载有以下这些：写作包括“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在内的渔歌子五首。以荷叶为衣夏秋两季服饰。出席过市府的一次宴会。醉中泼墨为席间众人画像题诗。应颜真卿之请放舟太湖画《洞庭三山图》。前四种出自府志，而后一种是通过当时的名僧皎然的一首诗《观玄真子为真卿画洞庭三山歌》间接了解到的。
西塞山不是现实意义的山，张志和也不是尘世中的人物。这位中国道家文化的代表仅就服饰而言就是一位愤世嫉俗之徒，其激烈程度比之二十世纪西方的嬉皮士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他对现实世界的遗弃也是由里及表的，这在热衷贡举取官的唐代称得上是一大奇迹。在此我不想以与他同时的王、孟以及略晚一些的寒郊瘦岛来比较。即以唐代三大诗人为例，又何尝不都是功名的绝对臣服者。李白被赐金还山，白居易晚年尚贪恋官位不休，而杜甫一生为求得一官半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进三大礼赋，颂赞官僚，麻鞋朝天子，历尽千辛万苦而功名之心不绝。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我对这位《渔歌子》作者的推崇，而正是这种崇敬之心使我在工作之余以与爱情相当的狂热投入了对西塞山地点的复杂的考证。
一个诗人而从事于一项旷日持久的考据工作——查阅资料、辨析传闻、学习摄影，抄书，卡片的保存与分类，向各大图书馆投寄请求帮助的信件，实地寻访，这显然勉为其难。何况我原先于此并无半点实际经验。现在想来，我当时一切从原始做起的方法看来还是相当准确的。将这项历时半年的冒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踏勘上。张志和，这位脾气古怪的人物的一生在唐诗里仅留下九首短诗，这对所有研究他的后人的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我的方法是从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入手，如颜真卿、韦诣、皎然、耿讳。仔细阅读他们的全集，尽可能发现与之有关的些微线索。西塞山是友善的，我的匹夫之勇最终有了结果，那就是我从事写作以来唯一的一篇论文《张志和词中西塞山考辨》。１９８４年，由一位长者杭州《西湖》杂志的主编董校昌先生推荐，这篇文章发表在同年北京出版的《文史知识》第一期上。
第一章
西塞山本事（2）
在湖州市中心骆驼桥下船，经过西门水闸，霅水桥，严家坟，塘口这样一些地方，沿霅溪一直行驶到潘店附近，再通过钓鱼湾行三四里进入古凡常湖。湖边山水清幽，桃花素静，我考证文章中的西塞山于此独秀。但时间的湮没早已使它草木凋敝，甚至山中的一些古代建筑，如牌楼、石阶、亭阁，以及墓前的石刻人兽等也已残迹斑斑，所剩无几，令人大起铜驼荆棘之慨。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历史遗迹与张志和无关，而只是明初一位官僚，自号西塞翁的工部尚书严震直陵前的装饰。这位附庸风雅的洪武朝的权臣显然因官场倾轧从而向往隐士生活的清闲潇洒。他是西塞人氏，遗嘱上表明死后要移葬于此。他的后人兼同乡，清代的江西督学署使吴孝铭曾于墓前题咏“名贤逸兴常垂钓，胜国忠魂可接邻”。这是我考证文字中的关键和重要论据之一。至今我尚能清晰回忆起当初在山下一灌溉渠道中找到镌刻这副对联的石柱时的狂喜之情。是的，我们的工作需要报偿，哪怕是再平凡再普通的工作，这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力量与奥秘所在。
这里有两个特殊人物要进入我的叙述。西塞山所在的凡常湖——今名凡洋湖村村干部方培林，是一个相当腼腆之人。在我认识他那年，他大约三十岁。西塞山的场景问题与他的责任田里的粮食是两个世界，仅仅出于待客之道，他先后七次陪我寻访踏勘，差不多找遍了全村所有的羊棚、猪圈、民房和机埠。记得我当时的落脚之地就是他家土改时分得的一只雕花大床，兼作资料柜、写作台、餐桌和眠具。夜半时分拥着缎子花被入睡，总疑心床柱的斑驳油漆散发出一种与地主小老婆有关的气息。而头顶水乡特有的长脚豹蚊的频频袭击较之越战时美国人的轰炸机还要凶猛。这些调侃是为了用以说明对先贤的崇敬使我如何克服考证过程中的种种困境。这当然也离不开朋友们的帮助，在一家电台任职的Ｙ女士就是这其中的一位。她的业余爱好之一是摄影，一架老式的国产方框相机的镜头成了我寻访西塞山的最真实的眼睛。啊！那些山中的可值纪念的岁月。古典情趣的景观。善良质朴的农人。也许美好事物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来之不易。我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体验了王国维先生论述过的艺术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直到一个下午微茫雨丝中我“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西塞山，精神的意象，冥冥之中的神物、古典的斯芬克思，你终于在唐朝的斜风细雨中与我有缘相识。我和Ｙ女士扔掉手里的饮料，孩子一样蹦跳，在最后一刻我终于想起她已是有夫之妇才没有拥抱她。
西塞山目前仍是不为公众所知的一个秘密所在。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来自湖北黄石的两个人来找到我，介绍信上的落款是市地方志办公室。那次我因要立即动身去外地参加一个笔会而没有陪伴同去。在我复杂的内心世界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西塞山留下游踪和怀古幽思，又希望他们永远也找不到。这是科学救国的时代，一个古代诗人在何处留下他的诗篇对一个国家又算得了什么？西塞山是我的，是我心灵的蓑衣箬笠下的个人秘密，是一个卑微的生活者一生中情动于中的一次奇遇。
从纯粹地理的角度来观察西塞山也许并无奇特之处。对于农人、渔夫、山民以及贩夫走卒，甚至有志于发展经济、振兴家乡的地方干部，西塞山都是令人沮丧的一个理由。它资源匮乏，交通不便，要知道它只是一座高度不到七十公尺的小山，全部的出产也只有典故和道家之气。并且在物欲的巨大齿轮间沦没已久。即使是那些热爱它并神仰它的人，也往往知其名而不谋其面。要是谁从严子陵钓台，杜甫草堂，或湖州市内的赵孟盍ㄗ诵饲袄矗蚁胝饪峙虏皇呛檬拢蛭尿现慕诘玫胶褪ブ涑惺芸佳椋⑵仁棺约鹤鞒雒糟娜欢彩茄暇难≡瘛！�
这正是我以下要谈到的一个观点，西塞山不等于辋川山庄弹琴长啸的王维，甚至也不等于钓台上的子陵先生。虽然一种形式上的相似使得他们面目颇难辨别，但就本质或曰内在精神而言彼此之间仍然相去甚远。这可以用一个退职颐养天年的官员与一个一生淡泊者的区别加以比方。说到底，这是物质与精神的区别。据我看来，王维的归隐仅因宦途失意和出于对当时政治格局的某种不满，而张志和的无复宦情则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