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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场面。不到两年，由士绅乡民自愿捐资塑建的当地占领军最高统帅都察使土国宝的生祠——作为百姓感戴郡守政绩的最高表现形式——已巍然屹立在虎丘李公寺之右。而江南抗清领袖顾亭林顺治年间的突然过江北上，据当代学人王春瑜先生考证，也并非前人所谓为联络义师颠覆清廷，而是试图通过对北方地貌、山川、吏治、经济、物产等的综合考察，将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他在北京新政府中已担任重要职务的多名学生，“直接、间接地为清朝的统治服务”。这样的结论相信对很多人的爱国主义都是一个很残酷的打击，但由于它证据充分，言之凿凿，也只好让人不由得感慨系之。
毫无疑问，同样的景象当然也出现在曾作为六朝故都，无奈已王气黯然的南京——而且以更直接也更生动的方式。秦淮旧院入夜低垂的珠帏绮帐、竹帘纱幔深深隔断了前朝的沧桑。河上的灯鼓画船在拂去篷顶的硝烟与战尘后，也大都已经恢复当年脂香粉腻、笙歌彻夜的盛世景况。柳叶渡口的春宵，丁字帘前的花朝，前度刘郎与王谢燕子纷至沓来，“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碍宿娼”（施康强先生语）的才子名公在掌握发辫的拆编技艺以后，私下里很快又开始蠢蠢欲动。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信号是顺治七年新朝权贵龚芝麓一掷万金迎娶名妓顾眉生，其才调韵事大可媲美于当年柳如是之嫁钱谦益，董小宛之归冒辟疆。而吴伟业与卞玉京的恋情虽因吴的矜持与多虑，一时难成其好事，但名士美人芳心暗许，灵犀别通的欢好场面毕竟也只有在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才有可能产生。因此，乌衣巷至钞库街一带月夜重现的钗香鬓影、红巾翠袖是否可看作是一个新的开明时代的某种衍生物，答案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深谙怀柔之道的满清政权在以武力征服了一个民族倨傲、虚弱的躯体的同时，也在它的血液与思想中注入了新的活力。异族入侵，朝代更替对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更如同一出公案戏里中间的座位上换了个主儿。治人的依旧治人，治于人的依
旧治于人。居庙堂之高的依旧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依旧处江湖之远。当时代开始以某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速度与方式从容运转，人民安居乐业。商贾熙去攘来。新老儒生继续埋首故纸堆中克己复礼，为三年一度如期举行的会试而努力奋斗，而知识精英、党社魁首经过一段时间的迷惘与失落——在生命取向与民族节气之间进行痛苦抉择——也终于羞答答地扯去罩在脸上的道义的面纱，先后走上与新政府坦诚合作的政治不归路，其中甚至包括象黄宗羲、傅青主这样曾经以抗清领袖著称的知名人物也深明大势已去，逐渐放弃了抵抗。“自有明既亡，吴中好事者亦弃去巾服，以隐者自命……既而天下荡平，苦其饥寒顿踣，有能初终一节，且老死窗下不恨者，盖实无几人！”作为同时代人的汪钝翁这样尖刻的论调当然出于某种程度的自我解嘲——为自己明亡不久即在清廷担任刑部郎中一事略加开脱。但任何人只要有兴趣对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坛作一清点或鸟瞰，就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完全基于当时的事实——的确相当残酷——然而不容回避。尽管在后来的文学史和历史课本中，我们读到的却是满纸犹如平型关或台儿庄那样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和民族英雄。
人物
当明室倾覆后一直象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并有幸出现在上述汪那张“以隐者自命”“初终一节”的人物名单上的余怀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出生于古城金陵，并一直在那里长大时，他在当地人的眼里却依然不能被看作是地道的南京人。这显然与他的移民身份有关。事实上他的老家在福建莆田，仅仅因为走私贩运洋货的父亲在江南经商偶然暴富，才决定在当地置产买宅，娶妻生子。根据与他全家都渊源甚深的方文《涂山集》里的有关线索，加上李笠翁移家金陵后与他的书札往来，可以大致推断当时他家的位置在城东西华桥驾装巷一带。限于资料的匮乏，不清楚这位洋货巨商的儿子幼时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他的一身惊人才学传自何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仅二十岁以前他在文坛名气就已经很大，手边的一个现成例子是当时名扬吴中的前辈诗人葛一川出版文集时，就曾慕名向他求序。这以后他在明末重臣苏州人大司马范公幕中短暂担任过平安书记一职，业余时间则与孙克咸、姜如须、方坦庵一帮朋友在他终身就读且好学不倦的名牌社会大学——秦淮两岸的妓院里厮混。他的性启蒙老师中既有尹子春、李小大、顾喜这样的风韵徐娘，也有顾媚、李香等少年名妓。崇祯壬午他参加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科举考试。当时他正与曲中翘楚李十娘的
侄女媚姐相好。据余晚年自己回忆，那段时间后者每天都在床上以一种民间方式卜卦，祈祝他能够一举高中。当然，象旧时代绝大多数才华盖世、命途乖戾的名士才子一样，这次会试的结果也相当不幸。尽管整件事情只是出于对家庭压力的敷衍，这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在内心仍然无法原谅自己，以至于“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终年不相闻矣。”
乙酉鼎革那年余怀刚过了二十九岁生日。面对清军攻陷扬州，南京城破在即的黯淡现实，江南的巨室大户纷纷南迁，他和全家也只好凄凄惶惶加入了逃难者的队伍。在此之前他甚至已经逃过一次——躲避大顺国的流兵——并渡过钱塘江一直到了绍兴境内才敢停下脚步。战争与动乱所带给余怀全家的灾难看来也足够受的。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和妻子，还有店铺和一部分藏书。唯一可供慰藉的是他的艺术。当年由汲古阁精刻的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如《江山集》《甲申集》《五湖游稿》等几乎均写于明亡以后的数年之间。另外从林佳玑《江山集序》中所说的“今淡心豪情逸韵，不以衣食累诸公”，以及他平时纵酒、征色、到处买书，在一次旅行中随随便便“又买一舟，载书画酒茗，以锦缆牵于大舫”这样的豪绰出手来看，可以推测他家的财产在战乱中虽遭受到一些损失，但相比一般中产阶级依然毫不逊色。这大约也是他为什么能在此后几十年的遗民生活中一直维持不事生产、放歌纵酒的现状的秘密所在。
入清以后余怀的表现显然有别于他的同时代人。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形象是“暂向西园采薇蕨”“吞声忍恨归山丘”——一种想像中的效仿前贤伯夷、叔齐的隐士生活，而实际上也就是在南京的家中闲着呆着，诗酒自娱。与统治者采取既不斗争也不合作的态度。仿佛一个现实的盲师或时间遗忘症的患者——出于某种刻意表演。生活在他眼里有些象是两百年后某些西方现代派名剧所演绎的境界——既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将来。除了依旧去丝竹重整的秦淮曲院里听歌观剧，他的另一项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寻找各种理由出游，通过凭吊山川胜迹，谒访海内耆旧以排遣胸中郁积的块垒。这样的方式虽说不上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却是唯一能令他钟情并忘却现实的最佳途径。他的朋友吴梅村当然看出了这位落魄才子的襟怀与故国山水之间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因此曾将他一次次慨然独游的屐履譬之于“阮步兵途穷之哭，谢康乐凿山之游，谢太傅讽海之舟，韩吏部华山之恸。”现在所能考证出的他多次频频光顾的城市先后有苏州、华亭、嘉兴、青浦、湖州、海盐和嘉定。啸傲。沉吟。濯足沦浪。剪烛西窗。把栏干拍遍或将风尘倦容贴在道旁的半截残碑上，看来这些都是让一个前朝遗民找回自己从前的祖国的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在其余的绝大多数时间，
我们将发现包括伎乐、美色、醇酒，甚至娈童在内的世俗欢乐对他仍然有着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如果你是一位慕名拜访的当地文学青年，想要向他请教，不妨可以到戏院中间的雅座间去找一找。或者——那就更方便了——妓院当红粉头的床上。
这期间他还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和他的其他著作不同，《三吴游览志》一书最初仅仅作为私人日记被压在他的枕头底下，死后才偶然由他人发现，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圈子里流传。考虑到作者的政治背景这应该不是很令人意外的事情。何况书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悖逆时尚的语句和对文坛权威人物的尖锐批评。尽管余怀不是经常这样锋芒毕露，但相对于他在此书开头部分所声称的面对“江山花鸟，洞壑烟云，画舫朱楼，绮翠锦瑟，丽客高僧，以及荒榭遗台，残碑寒驿……若置其身于空青缥渺之间，而不复知行路之艰难，与羁旅之憔悴矣”却是一个不小的讽刺。一个想要通过出游逃避现实的人，当然就象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那样愚蠢。在以下对这个“私人照相簿”式的珍贵文本的介绍与剖析中，我们将很快就看到：旅行中，三吴幽绝的山水并没有如他出行以前所指望的那样遮去生活中的阴暗部分，相反，它以一种更强烈也更集中的方式唤醒了他胸中熟睡的故国之情和年华蹉跎之恨。当他以简洁、传神的文字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刻蓦出来，一个典型的沧桑、孤傲的前朝遗老形象于是跃然纸上。尽管那一年，他的实际年龄甚至还不到三十四岁。
第三章
余怀出游（2）
路线或行踪
初春。从南京家中出发。又一次辞别尊长和未及冠笄的二子一女，以及新置的姬妾。斜泊于桃叶渡口的豪华私人游艇中满载着酒瓮、书籍、琴箫、纸墨，以及成箱成柜的戏装。这是他每次出门都必须配备的不可或缺的行头。时间是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年）四月初一的早晨。这个具体纪年应该为日记中所没有，考证它当然也颇花费了一番精力。另外细心的读者还将发现景点与行期的分布上看来也不尽合理，虽说整个旅程总共约有八十来天，但非常蹊跷地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他一直以旅行途经的借口逗留在华亭。由于事情的真相后面自有交代，请允许我暂且模仿一下那些手艺精湛的侦探小说作家——在这里先设置一个小小的悬念。
在四月六日抵达苏州，招上艺人王公沂结伴同行以前，旅行的最初几天他几乎坚持以一天一座城市的速度进行，而且萧然一身。寻访故友，饱览山水，随看随记。其形象完全符合我们对一个兴致勃勃的旅游者的主观想像。日记里有他在句容钟无期宅中留宿的记载，丹阳由于是他风月场上的老哥方坦庵的地盘，自然玩得也分外开心尽兴。“忽不知沉疴之去于体也”——连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