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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朱雀桥边的世族子弟王秀才与他的亲家、乌衣巷口的谢大举人作为当地士绅阶层中的领袖人物，一直被认为有着较常人更为敏锐、见解不凡的目光。在经过细心的观察与判断后，他们几乎一致倾向于认为：正在船头满头大汗指挥搬运的这位身材矮胖、面色和蔼的主人，必定是个大有来头的家伙，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一时又觉得有些说不上来。也许在他们沧桑、深邃、阅尽世道人心的眼睛里看来，这人说官又不像官，说文人又不像是文人，行迹古怪，身份诡秘。如果从行李家眷上来推断，也许更让人有莫测高深之感。如果是个会过日子的乡下土财主，又何以拥有这万卷诗书？
如果是个卸职归田的名宦或朝中大佬，又怎么会一手拿着沈石田的山水折扇，另一只手中却拎了一只模样古怪的马桶？
有意思的是，这篇过时新闻要向公众报道的重点，大概也正在于此吧！
在我的印象中，即使谁有兴趣把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在一张长长的名单上，要找出这样另类、悖逆时尚的个案，估计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说真的，如果我想确认他的世俗身份，又该如何较为准确地加以形容呢？清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国戏剧理论的集大成者？落魄才子？色鬼？酒徒？戏迷？发明家？剧团老板兼艺术总监？还是诗人？园艺师？厨子？颇具经济头脑的墨客？打秋丰的老手？从后来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位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经典诗人，仕途坎坷，老谋深算，心安理得。他艺术上的天才现在已经随着他车载斗量的小说，剧本和评论的无数次重版、译成外文从而名扬天下，受到应有的评价与赞赏，而对于他在生活、家庭、匠心技艺、料理日常事务等方面显示出的杰出才能，则依然还是知之者甚少。而事实上他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说一点也不亚于前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三百五十年前，当这样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一向热衷仕途红尘、清高自命、信奉君子耻言利古训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肖像长廊中时，在当时社会所难免引起的轰动和广泛争议。懂得了这一点，回过头来再看在他死后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对他的攻讦与不屑一顾，包括“名教罪人”这样的辱骂，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三章
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新闻（2）
李渔对南京的投契虽说出自旅游者的一见钟情，但如果认真寻究起来，感情上多少还是可以找到一点痕迹和渊源的。此人祖籍福建，后迁至浙江兰溪，出生之地却是在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江苏如皋，并在十九岁以前一直跟随以贩卖药材为业的父亲生活在那里。仅仅出于青年时期父死妻病，衣食维艰的途穷之计，才不得已迁回久违的家乡兰溪。这以后他曾象征性地应过两次乡试。有意思的是，未能中举这一不幸，事实上似乎并没有让他感觉有多少沮丧，相反，他在心理上自觉对自已和家庭都有了某种交代以后，从此竟然绝意仕进，在县城东郊的伊山买地筑园，开始醉心于一种诗酒散漫，著述自娱的准隐士生活。
几年以后，由于日益感觉兰溪小县的人物与格局已不能容纳他渐浙博大起来的心灵，他毅然典卖房产，移家杭州。当时他的生活主要依赖以下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卖文刻书，在出版界小试身手，二是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间，而来自后者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大大超过了前者。从理论和师承上来看，这显然受益于晚明那帮山人墨客为发掘自身价值所作的那番有争议的探索。因此，当今天国内一些著名的作家学者热衷于与企业家交朋友，谋取相当数目的赞助与馈赠时，没有想到他们精神上的老师竟是三百多年前杭州的一位落第秀才。虽然这叫人不免有些泄气，但说起来这也是明末清初颇为流行的一种社会风气，像当时名满天下的李贽、陈继儒、王百谷，以及稍后的袁随园、王梦楼者流，无不都是这方面技艺娴熟的高手。
杭州十余年的客寓生活是一个资本运作高手对自身才华的初次测度，也是在商品挤压下扭曲的文化宝剑愤然出鞘以后，闪露的第一道锋利的光芒。当时朝野上下因鼎革所引起的震荡尚末完全平息下来。历经沧桑、烟水沉沉的西湖仿佛一张巨大的试卷，第一次由一个胆大妄为者胡乱填写了风花雪月以外的内容。那些年间他时常往返于杭州与金陵之间，挟策卖赋，寻诗访友，结交官员，包揽讼事，日子过得倒也够滋润的。当地一位著名的闺阁诗人黄嫒介曾在不同场合看见他身上穿着魏晋名士那样夸张的服饰，性情和蔼，言词谦恭，在政界和文人社交圈中如鱼得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和知名度。而根据《李渔年谱》的编撰者单锦珩先生的考证，为他一生赢来广泛声誉的剧本创作，其发轫期也是在移家杭州的次年才洋洋洒洒开始的。此后几年由于当地政府对他著作的大量被盗版查禁不力，而衙门设在金陵的苏松道兵备使孙玉承反倒雷厉风行，出示严禁。再说这位孙大人又是他的铁杆崇拜者兼衣食父母。这一切再加上对当时急剧恶化的政治情势的某种担忧。于是，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细雨朦朦的秋天的正午，经过反复多次的权衡盘算，他终于作出了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把自己人生的主要活动舞台再次由杭州迁往南京。
根据现在所能找到的资料和作者诗文里的线索来看，李渔移家金陵期间先是居住在鹦鹉洲附近的清风闸一带，后因居址距城太远，出行不便，迁至周处读书台后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丘上。这个地方后来被他修葺一新后命名“芥子园”，并出过一套至今仍然大大有名，拥有无数忠实读者的权威的画谱。这里有必要提到的一个生动而有意思的细节是：住下后的第二天，甚至是在行李尚未整理，庭院尚末清扫，妻女僮仆尚未完全安置停当的情况下，他便带了工匠在楼上书房叮叮当当凿壁穿孔。也不过花了半天时间，两扇古雅别致的梅窗就弄成了。这样，他行前因阮囊着涩无法在私人游艇上实现的艺术梦想；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客寓的墙壁上终于得到了实现。
在同时代某些相好朋友眼里，当时年过知天命，自号湖上笠翁的李渔是这样一个愤世而又不嫉俗的家伙，一方面，他独善其身未尝不想兼济天下，这从他的室名寓意“芥子而知须弥”中已经隐约传达了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仕途功名上的失意，家几乎又不得不成了他唯一温暖和可以自由伸展其抱负的地方。在南京生活期间，也许因为客居无聊，也许出于生性好动，他在杭州老宅里事无巨细，一律喜欢自己亲自动手的老毛病又犯得一塌糊涂。如花径的捷迂、屋檐的短长、女墙的高低、角门位置的朝向等等，无不一一躬身亲问。即以窗棂为例，除前面提到过的扇形借景窗外，他还设计了山水图窗，外推板装花式窗，花卉虫鸟窗等一二十式。有一次甚至还费时半月，将一段枯梅精心制作成一扇几可乱真的梅窗。以至当有人问及他的生平杰作时，他竟然这样笑眯眯地对人家说：我这一生有两件特别得意的事情，一是剧本的不同凡响，另一件就是美化居室环境。他希望别人将后者看成是他用另一种文学写成的杰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枝一角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
要使一个向往飞行的人用脚走路那真是太难了，尤其是对于那些自以为有翅膀的人来说，而这也许正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李渔这一人物形象的意义和价值。一生中，一个几乎时刻都在困扰他的朴素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活得更好，
更艺术？至少对于像他那样出身寒门同时又注重生活质量的文人而言，这个问题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而他的全部生活实践，从事后来看，似乎也都是为了对此作出的个人意义上的回答和注释。我们将有幸看到，在以家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这部人生大书中，他精雕细镂，惨淡经营。他的智慧，才情，力量和美学观念深深渗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并在每一件用具，每一片砖瓦，甚至一只瓦罐和一只焚香的铜炉上都留下了自己的思想与手迹。圈筑篱笆、栽培园蔬、修剪花径。家是他的生活和艺术的中心，家也是他的上书房和翰林院。每天清晨他总是很早就起来了，习惯用一把细竹枝扎成长长的帚把，将室内室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
他似乎很喜欢这句他的浙江老乡陈蕃带有自讽色彩的名言。他又一次轻轻念了出来。由于说话时眼睛正望着远处霞光缠绕的钟山出神，以致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弄清楚：这是对身傍奴仆的勉励或训戒，
还是他在精神中自己跟自己说话？
外面的世界很精采以后，他又开始从庭院退入到内室。如何使家居生活更舒适同时也更显示出自己的个性？
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躲在书房，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劲头苦思冥想，并从中获得在政治以及交游生涯中所难以获得的乐趣。首先，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室内“藏垢纳污”。“欲治精洁之室，先设藏垢纳污之地。何也？爱精喜洁之士，一物不齐整，即如目中生刺，必先去之而后已”。他的藏垢良策是在正房之侧另造一小屋，如现代西式建筑中的贮藏室之类，将败笺弃纸，垢砚秃毫，以及断腿的桌椅，虫蛀的书版等暂时不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古脑儿扔进里面，以俟空闲时再加整理。至于纳污之计难度相对要更大一些，因为大便可以如厕，小便一日七八次，每次都要穿堂出室大老远地跑到院子里去，实在不太方便，如逢刮风下雨，更是一件苦差。而且最可恨的是：“夫文人运腕，每至得意疾书之际，机逢一转，则断不可续。常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及溺后觅之，杳不可得”。然而事情尽管棘手，又岂能难倒以生活问题专家自居的李笠翁先生？
办法最终还是想了出来，除在杭时已研制成功的马桶箱子外，他还独创出一种因地制宜，可以不出室而解决私急的妙法，具体作法是“当于书室之傍，穴墙为孔，嵌以小竹，使遗在内而流于外，秽气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