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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比，这点精神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个职位跟从前在京师的侍臣生涯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至少对他其时正处于高峰期的创作状态并无多大影响。首先公堂上可以随意摊纸泼墨就是一大便利。其次工作量不大，职能相对独立，不必整天处于政治漩涡中担惊受怕，两位主管上司左右参知政事燕公楠与郝天珽又都系文人出身，喜欢艺术与经史，且与他私交都相当不错，也颇令人惬意与喜出望外。《客杭日记》的作者郭畀公元一三○八年秋天来杭公干，由知情朋友提供的有可能顺利找到赵的地点，竟然是西湖边的几所知名寺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到玄同观……是日郝左丞赵子昂方会而去。”“湖上兜率寺见赵子昂学士不遇，乃侄赵仲美具茶讫，致意。”“玄同观见赵子昂，时郝左丞坐正席，子昂问都下事。”在漫长的为期十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任上，这几乎可以看作是赵工作及生活实况的一个缩影。如果说那时他除了每月定期
回德清或湖州的家中度假外还有什么别的爱去的地方，估计就是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闻名于世的杭州名士郭天锡的此静轩，或者与他书法齐名的鲜于伯机新盖的规模宏丽的别墅了。在那里他们切磋技艺，议论时事，临摹或品评鉴赏前代的法书名画。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其时赵的身份已由采菊东篱的雅士魔术般变回从前路人侧目的朝廷新贵，但朋友圈子里的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似乎并未有多大变化。而他自己偶然在某种场合遇到诘责与蔑视时也总爱以“自知世事都无补，其奈君恩未许归”或“功名到手不可避，富贵逼人哪得休”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搪塞和自辨。言下之意当然是试图让公众产生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出仕并非他的本意，无奈朝廷错爱，不肯让他歇着，不得已只好出来勉为其难。前引《赵孟钕的辍芬皇樵诩锹颊獍镌飞献罱艹龅牟抛拥娜粘Ｑ孕薪煌矫妫隽舜罅肯昃《惺敌У墓ぷ鳎猎荒昙孜纾�1294年）条下称“是年，鲜于枢为孟钍槲逖跃渌姆币皇孪匀挥捎谧髡呤Р煳蠖粒灾廖疵庹殴诶畲髁恕８檬樵妒拧肪砣摺对视谑啻笫槎忠恢帷分械脑嘉淖质钦庋模骸爸猎孜缌荚拢贝迨胁爸院擦郑源怂闹角笥嘧鞔蟛菔椤＞貌∧炕瑁荒芏钥停囊杂γ饫⒉还ぁＫ赵僖祝�
又是病目时也。呵呵！鲜于枢。”任道斌先生似对文中“北村市舶”这一关键词未予深审——误人名为地名——从而将困学斋主人赠当时正打算去拜访赵的杭州著名诗人、画家，曾任庆元路市舶提举的汤北村的四屏大草，错判为应赵孟钪攵榱恕Ｆ涫担泳砟┱蕴獍现小袄ае椋钊肷衿罚退患啊Ｈ凰姆蝗艉衔环眩际鼓苷咧刈颁曛闭庋目谄材芎苋菀卓闯龃耸楦杂Ω貌⑽拗苯庸叵怠５比唬俅艘环材蛟担谙收粤饺说慕磺椴豢赡苡惺裁词导视跋臁Ｊ率瞪献灾猎哪炅略诤贾萁崾吨钡绞旰笙视谑啻鞘溃远哉馕簧硎馈⒕⒅救び胱约壕屑阜窒嗨频呐笥岩恢背掷裆豕АＴ诿鞔艹鲆帐跫叶洳闹鲋校笳呋贡豢湔诺厮党墒钦猿跹橐帐钡睦鲜ΑＯ群蠹尤胝飧鲆帐跞ψ拥幕褂械笔惫艺紊钪械囊淮笈匾宋铩Ｋ谴蠖嘞笳阅茄蕴阜缪牛惺驴梢桑谝帐趿煊蛴牍俪∩暇胁凰妆硐帧Ｎ烁约杭瓤誓焦橐帜岩愿钌岢臼老砝值霓限尉匙囱罢业嚼砺凵系挠辛χС郑谑且桓鏊健袄粢钡男樾母拍睿驮谡馇昂蟊恢匦鲁慈龋⒑芸斐晌蹦甓仁褂闷德首罡叩拇驶阒弧Ｕ舛ジ呙笔紫扔烧栽凇都南视诓芬皇锌犊嘏赘硕苑剑幼牌涫币延行┠筒蛔〖拍恼愣笠鞅碓凇蹲现�
亭记》里又将它回赠于赵，然后上述诸人一个个如获至宝并开始互相抢着往自己头上戴。从字面上分析，它的寓义应从庄子“大隐隐于朝”一语中派生出来，只不过自我标榜之心更显而易见，动机也更功利罢了。与那些不守戒律的俗僧打着“酒肉穿肠过，佛在中间坐”的招牌花天酒地几乎就是同一个意思。尽管此前已有宋末大儒王若虚曾对此予以深刻揭露，认为“吏则吏，隐则隐，二者判然其不可乱。吏而曰隐，此何理也”，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情的实质在于“尸位苟禄者，遂以为借口”，但这样尖锐的批评似乎并不影响这些新一代的热衷者依然借此自高身价，互相捧抬。而赵作为他们中的典范及始作俑者，玩起这套把戏来那就更是得心应手。说起来，尽可能让官场背景淡化在自己的艺术声名之中，这也是鸥波亭时代政治上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在通往前朝曲折的精神道路上，爱恨交加与怅然若失似乎依然凸现出赵情感的内在秘密。一个秋天的下午当他伫立冷雨霏霏的岳坟边，凝望似曾相识的故国山川，久久封闭的心灵闸口一刹间波涛汹涌，并以迅疾的不可阻挡的方式奔泻出来。于是，一首赵一生中最杰出的诗篇，就这样在短短几分钟内诞生了。“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按照元史专家幺书仪的说法，此诗之佳处显然在于“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和一个书生无力回天的叹息交织在一起”。即使后世那些对他改节仕元一事颇多成见的人，如虞堪、董其昌、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等，也不得不承认诗中开阔的襟怀与哀婉的情愫，自有一种沉痛的、动人心魄的力量。当然，这样真实呈现自己情怀的瞬间在赵一生中应该并不多见，与他几个月后主动上诗元室，颂赞其铁腕统治“仁风遍满九垓，望霓旌缓引，宝扇徐开，喜动龙颜，和气蔼然交泰。九奏箫韶舜乐，兽尊举，麒麟香叆。从今数，亿万斯年，圣主福如天大”或“八音奏舜韶，庆玉烛调元。岁岁龙舆凤辇，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寿与天地齐年”的那些谀词烂调相比较，就算放在科技时代的高精度显微
镜下，恐怕也很难使人相信上述诸作竟会出自同一人之手。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复杂关系，在他手下被阐述得如此完美，这真是一个奇迹。也许，在赵秀外慧中、大智若愚的外表下面，精神与肉体确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能够各自分别存活的特殊功能。它们偶尔也会表现出相依为命，但更多的时候却分道扬镳。如果有谁对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感兴趣，那么我想，只要他能准确测量出从松雪斋到鸥波亭之间精神上的实际长度，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得到解决。
自从济南罢官当年为周草窗绘《鹃华秋色图》的新的个人时代以来，通过展示令人惊叹的艺术才华消弥因出仕一事引起的舆论风波，争取得到知识界的谅解并为之重新接纳，事实已经证明赵的这一策略相当成功。同时值得庆幸的是，杭州十一年的儒官生涯非但没有想象中功亏一篑、欲饰无辞的窘迫情状，反倒为他改变自己形象的努力提供了大量的机缘与时间。当时一方面由于元廷统治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基本上已趋稳固，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渐淡化，也使得汉人知识分子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数越来越多。手头的一个现成例子还是要提到筑室浙东奉化的戴表元，这位被同时代人誉为“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的儒林领袖，当年在闻讯赵欲应召出仕时，曾一口气写下长诗《招子昂歌》力加劝阻，此时自己居然也兴冲冲为了一个信州儒学教授的蝇头微官，而不惜将三十年隐居林下的清誉卖尽。由于杭州在元代是除北京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的湖光山色、酒楼歌馆自然成了这帮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大致类似的身世，同病相怜的命运，对书画及文学的共同兴趣，加上穿插其间的大量的应酬、聚宴、游赏、观摩及其它社会活动，从而令这些原先或隐或仕，在人生原则上判若水火的家伙很快变得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的
。有意思的是，等到公元一三一○年五十七岁的赵因新帝登基，被召令必须立即回京待命，接受新的职位安排时，主流文化圈子里的那些人这才发觉自己甚至已有些离不开他了。当时署名松雪斋或鸥波亭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已成为抢手货。加上鲜于枢、周密、高克恭等也已先后谢世，赵的书画市场已俨然稳居全国第一。特别是他于传统技法中引入文人意识，融书法线条入画，气韵格调上力主取法晋唐等革命性主张，在深受南宋院画影响浸淫的元初画坛确实令人感到刺激和耳目一新。据他的好友，因在北京刑场劝文天祥投降被啐了一脸唾沫而闻名的诗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一所形容，当时赵在湖州江之汇的鸥波亭因求画者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候掷缣墨”，热闹得简直已到了“门前踏破铁门槛”的惊人程度。包括他的爱妻管道升和二十岁的儿子赵雍，在画坛上均已有了不俗的名声。今天许多赵的研究者都乐于推崇他中年时期艺术上的功力与成就。而对其中明显超出纸张与缣帛之外的功利部分，却大多不与关注或干脆置若罔闻。
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赵在回湖途中遇见一对旧日相识的夫妇竟沦为以乞讨为生，一时恻隐之心大起，不但立即将两人收留在鸥波亭中负责清扫工作，甚至一段时间后当后者衣食无忧之余得陇望蜀，提出有关终老之计的非份要求时，还尽可能大人大量地让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命待使取纸墨就亭图之，神速特甚，俾夫妇鬻以为身后（殓资）计。其人持至骆驼桥，好事者以十千购之。”（刘绩《霏雪录》）另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好象也是在湖州的家中，“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外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耶？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算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相公不要凭地焦燥，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士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疑“牟”字之误，即牟巘，湖州人，曾任儒学教授。苏州现尚存《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碑，赵书牟记，是否系此？待考）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孔济《至正齐记》）对于那些打算从心灵与本质上把握赵氏其人的研究者，这两个故事所造成的障碍与难度可谓不言而喻。相比于前者几令人追怀倾慕的仁者之风
，后者所提供的细节——如果可信的话——显然因为过于生动以至真实得近乎残酷了。泾水与渭水可以如此和谐地流淌于同一河床之中，也许这就是赵的个案意义与魅力吧！由于以上记载均出自同时略晚的作家之手，可以相信，即使当时赵在艺界已隐然有领袖群伦的气象，但不排斥在民间舆论和后人眼里依然是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
一个政治面目的善变者，即使出身高贵，待人和善，且又才华出众，看来也不大可能成为真正从内心受人尊敬与拥戴的人物。更何况时代为此提供的背景又是那么敏感和复杂。因此，在赵为期十一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