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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过很多次婚？父母在养老院？看来你还得付房租？”而事实上，他可能是瑞士深
山里养牛的农夫，过着勤俭的生活，与父母妻子同住一张屋顶下，认为离婚、堕胎
都是违逆人伦的大罪。
把我当作泰国来的妓女或台湾来的护士，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以偏概全。以
偏慨全是人的通性。现在到香港及台湾帮佣的菲律宾妇女相当多；一位菲律宾女教
授走在街上都有中国人问：“你是不是在找工作？我们需要一个佣人……”
※ ※ ※ ※ ※
“好可爱！”老妇人停下脚来，微笑地看着孩子用胖胖的小手堆沙。孩子转过
脸来，给她一个微笑，露出稀稀疏疏的细小牙齿。
“来，给你买玩具：”她打开皮包，掏出五法郎的大铜板，放在小手里。
我赶忙笑说：“不要不要，会把孩子宠坏了。”
老妇人的样子非常典型；染成金黄色的头发，枯燥得像烧过的草原，虽然梳得
整齐。浮肿苍白的脸表示她有病，粗糙的大手表示她工作吃力。她很可能又是一个
死了丈夫，没有儿女的孤单老妇，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我是否也在以偏概全呢？）
五块法郎并不是太小的数目。
可是她很坚持。让孩子收下之后，她很满足地蹒跚离去。
接二连三地有陌生的瑞士人把钱给我“好可爱”的小孩；我突然领悟了过来：
这一回，我不是泰国的妓女，不是台湾的护士，恐怕是越南的难民了。
越南赤化之后，瑞士收容了近九千名的中南半岛难民——大部分是中国人。然
而八○年以来，锡兰的难民开始涌入，使瑞士人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排外、憎
外的情绪渐渐传播开来。政府开始立法阻挡难民的渗入，主张“人道精神第一”的
声音渐渐变小。但是显然这是个令瑞士人非常为难的道德问题，瑞士的传播媒体上
每天都有关于难民的报导与讨论。
老妇人显然是动了慈悲心肠，给我们这对“难民”母子几块钱，买点难得的玩
具给孩子玩。
对以后的老妇人，我该怎么做呢？拒绝她的赠予，对她说：“老太大，谢谢您
的好意，不过，我们不是难民；您以偏概全了。”这样说，我大概表现了我的尊严，
同时给她“机会教育”上了一课。但是，我是不是伤害了一个人性中很高贵的品质
——同情心？尤其在排外情绪逐渐滋长的国度里，而瑞士又真有那么多难民，他们
不正需要老妇人那样的同情者来支持他们吗？会不会因为我的拒绝，这些难民失去
了一个支持者？
我还可以以另外一个理由拒绝她，对她说：“你之所以给孩子钱，表现你的同
情心，只不过使你觉得站在给予的地位，自己因此高人一等。同情心只不过是优越
感的掩饰罢了，你用五块钱来买优越感的满足！”
这样说，也许显出我对人性的透视，但是破坏更大；如果对于一个最简单的同
情的动作，都赋以最卑鄙、最低下的动机，人类的道德架构就整个垮了。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轻轻松松地让“可爱”的孩子接下钱，轻轻松松地对老妇
人说：“别让他下次碰到你；他会要十块”呢？这么说，老妇人快快乐乐地走了。
她下回碰到真正的难民，还会笑眯眯地又掏出几块钱来给小宝宝；全民投票的时候，
她或许会投帮助难民的票。四千多个锡兰的难民之所以尚未被瑞士政府强押出境，
就是因为许多妇女的反对。
可是，收了她的钱，岂不加深了她对亚洲人“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她岂不
更加认定了亚洲人都是需要同情、需要帮助的“弱者”？我如何给她“机会教育”，
改变她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呢？
※ ※ ※ ※ ※
一个聪明的办法是换掉我邋遢的牛仔裤，穿昂贵优雅的衣裙，举止庄重，表情
严肃，使任何人一望就有敬畏的感觉，就不会有人问“泰国来的”？或者施舍钱了。
但是我有个一岁半的小伙伴，他的番茄汁、水彩、墨水、香蕉皮、泥，以及一
手的鼻涕，都需要有个地方去。我不能不穿这条牛仔裤，也不能不盘腿坐在沙堆里。
瑞士人
市 长
一上车，就看见他在大声地和司机说话。
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他一头银发，梳得光洁照人。眼睛陷在松皱的皮肤里，
老是淌着水，像生病的狗。他很瘦弱，一脚跛着，走路一蹬一蹬的。上下车时，总
是大声地与人问好，还要守在车门，指挥别人的上下，吆喝一两声。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瑞士人惯于安静，又何况这是个阴沉寒冷的冬晨，每个
人都带点微愠的表情缩在大衣的领子里。只有他，比手划脚、兴高采烈地在讲述一
件事情，有时候，笑得呛了，得捧着肚子、前仰后合地笑着。
下了车，他站在路边，进行阅兵。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他身边流过，妇女买菜的
篮子碰着他的大衣，他很庄重而优雅地行举手礼，热情地致意：
“孩子们，晨安！”
他说他是苏黎世的市长。
银行小职员
火车站里有个小小的银行，我去把马克换成瑞士法郎。
坐在柜台里的中年男人正在数钱，手敏捷地翻转着钞票，嘴迅速地念着数目，
用瑞语念，和德语稍微有点出入。
把钱交给瑞士顾客，下面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拿着一叠西班牙钞票，以西班牙语
要求换钱。职员微笑着取过钱，用西班牙语和顾客交谈、数钱、欢迎她再来。
下一个顾客讲意大利语，拿了一叠里拉。职员像唱歌一样，嘀哩哒啦说着流利
的意语，用意语数着钞票，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轮到我了，他顿了一会，等着我先开腔，以便决定他该用那一种语言应对。我
说了德语，他如释重负地，用标准德语开始数钞票。
转身离去时，听见他正愉快地以英语问候下一名顾客“早安”……
外籍劳工
在票亭边，突然有人碰我的手肘。是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的男子，在寒天里
只穿着单薄的夹克，显得人更畏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口音很浊。
我下意识地退开一步，戒备地望着他憔悴的瘦脸；是个外籍劳工，他想向我要
什么？
他伸着粗大的手掌， 掌心中有几个钱币。 渐渐的，我听懂了他破碎的德语：
“钱，买票，怎么丢？”
我拾起他掌心中的钱币，分门别类的丢进机器里，车票“卡”一声蹦了出来。
他鞠了个躬，很谦和地道谢，离去。
我想着自己早先对他的猜疑与戒心，心里很不舒服。
汉学家
胜雅里是瑞士少数几个懂汉学的专家之一。他是个法律博士，也是德国大学的
中文博士。我想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瑞士文学与语言的问题。一年前打电话给他，问
他几时有空，可以碰个面，电话那头传来他慢条斯理的声音：
“碰面很好。等我学期结束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应该在三月吧！”
打电话的时候是十月，距离三月还有半年！这瑞士人是怎么回事？
最喜欢取笑瑞士人的一个朋友为了释谜，告诉我一个瑞士人的故事：
有一对住在山里的瑞士夫妇生了个儿子，健康活泼，就是沉默寡言，到了四足
岁还不曾说过一个字。
父母等呀等的，开始有点焦急了。有一天早上，作妈妈的给儿子倒了杯牛奶，
儿子呷了一口，撇了嘴说：“这奶酸了。”
妈妈大吃一惊，手里的盘子摔破在地上。她奔过去抱着儿子，满面喜悦的泪水，
说：
“孩子，你原来会说话呀！为什么这些年来竞不说话呢？”
儿子大不以为然地回答：“到今早为止，牛奶都还可以嘛！”
朋友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瑞士人是极迟钝的，要以绝对耐心对待。”
过了半年，胜雅里和我约定在“迟迟咖啡屋”会面。
这个小小的咖啡屋大概总共只有五张桌子，前门观后门。特别选这个小地方，
为的是方便胜雅里认出我来；自然应该由他来认出我，既然我是突出的少数民族。
我准十点到达，坐下，左边坐着两个女人，右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各
人喝着各人的咖啡。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眼看要过去了，隔座
的男人突然礼貌地说：“请问您是不是——”
啊！我当然就是！在东方人极少极少的苏黎世城里，在约好的时间十点整，在
约好的地方“迟迟咖啡屋”，会同时有两个东方女子踏进门来吗？那是何等微小的
概率。您居然等了十五分钟才相认？
我们肩并肩地静坐了十五分钟！
愉快地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
“几时您应该到我们家来吃个晚饭——”
话没说完我就后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条斯理地打开记事本子，慢慢地
说：
“让我瞧瞧——对，明年七月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吃晚饭……”
七月，那个时候，地球是否还运转着、太阳是否仍旧由东边升起，我都不能确
定呢！
我由衷地羡慕起笃定的瑞士人来。
人道难为
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精
神。
1956年， 匈牙利爆发革命，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逃亡国外；瑞士收留了16000
人。1968年，捷克发生动乱，瑞士接纳了114000名逃难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沦
陷，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
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000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来自非洲乍得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护，被政府拒绝，他的瑞士
邻居，共10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不断地接
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瑞士已经有百分
之—卜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
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赖观光、
精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国人越来越多，
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
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来。1980年以来，有五千名来
自锡兰的Tamil申请庇护。 六年以来，政府只处理了将近2500个案子，而真正获得
政治庇护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止任何难
民进入瑞士国境，同时把考核难民身份的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个法案立即引起
社会的注意。反对人士很快地诉诺行动。在瑞士，任何政府的决定人民都有否决权。
短短的几个月中，反对人士收集了六千个签名，要求对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决。
4月5日是投票日。投票前，掌管难民部门的官员预测说：“可能会是五十五对
四十五之比，赞成限制外人入境。”结果却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肯定
新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