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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作父母的是否给他吃了什么药。在印度，还有人拐了别人的孩子，砍了他的手
脚，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到街头乞食。
高老太大比这些人更无赖吗？当然不，她只是谋生的技巧不同罢了，别的乞丐
用残缺的肉体或孱弱的儿童试图激起人们的同情心，高老太太则采取了纠缠和无赖
的行为试图激起人们的厌恶感，人们或者因为动了恻隐之心而施舍，或者因为讨厌
得受不了，想得到解脱而给钱；就乞者而言，只是工作方法不同而已，谁也不比谁
高贵。真正的重点可能在于，看谁的方法挣的钱多！
我很快就原谅了高老太太——虽然她根本不需要我的或者任何人的原谅，可是
我并不完全释然；不，她大刺刺地拦着我，眼里的坦荡无畏清楚地表示她什么都不
怕，她的什么都不怕令我感到不安；对某些价值的敬畏，我想，毕竟是文明之所以
为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础吧！
我不站着等
我们踏进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客满。角落里倒是有张桌子只坐着一个客人，白
种人，我们走近，问他是否能让我们共坐；他点头，我们坐下。
侍者看见了，有点紧张地走过来问：“你们跟客人打过招呼吗？”
我愣了一下；他凭什么以为我们不懂这个基本礼貌呢？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
人，他却以质问来冒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原先坐着的是长着东方脸孔的我们，
而两个西方人前来与我们共坐，他是否也会紧张地质问他们：“你们打过招呼吗？”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国主义横行的上海，能住进典雅的和平饭店，能在太
平盛世和一个上海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我摆
出主人的架势为陪我的朋友点饮料：“有鲜榨的柳橙汁吗？”我举头问侍
侍者好像没听见，只顾望着我的客人，我的客人于是用上海话说：“有鲜榨的
柳橙汁吗？”
“有的。”侍者回答。
“请您给我们两个大杯的。”我说。
侍者飘忽地瞄我一眼，把脸对着我的朋友，等着他说话。朋友说：“请给我们
两个大杯的。”
“好。”侍者转身走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有点儿张口结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
不跟我对话？”
朋友带点尴尬地点点头，是，他也看见了。
“因为我是个女人？还是因为我不说上海话？”
朋友想了一下。静静地说：“大概两者都有。”
※ ※ ※ ※ ※
“填！”
她把一叠表格甩在桌面。
“三个人都得填吗？”我问。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扎着马尾。我们进来的时
候，她正低头写着涂着什么，现在，她仍旧低着头，写着涂着什么。这是一个县级
的宾馆。
“三个人都得分开填吗？”我提高声音。
“对。”她低着头，写着涂着。
不，我太不能适应了；我实在没法适应谈话时对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
我说，“您可以抬头看着我说话吗？”
她没动，我等着。时间‘分一秒过去，她显然等着我自己觉悟。她坐着，我站
着，想赶快有个房间躺下来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发地填了表格，三份。正在提
起行李，她却说话了，斩钉截铁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么款？”
她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涂写——她也许是个尚未被发掘的作家，谁知道。
“住房费？”我大吃一惊，“我们还没住呀！”
她终于用两眼直视我了，那样清澈美丽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样的不友善：“先交
费，后住房。”
哎，我真生气，觉得被她侮辱了，什么话嘛，把住房的客人都当无赖来接待吗？
看着她冷淡，什么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觉到自己的可笑，规定又不是这小姑娘
定的，侮辱你的还不知道是谁呢！你跟谁去生气？
我站在柜台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弯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
中的钱包。
※ ※ ※ ※ ※
我们到浙江松阳乡下去探亲。然后匆匆赶到衢州火车站，想买卧铺票搭夜车到
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陆旅行艰难，而是因为松阳乡下前不搭村，后不搭店，
加上时间勿促，我没法事先安排车票。于是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在四十度的气温
里，下午两点，我带着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抱着行李，走进了衢州车站。
卖票的高高在上坐着，又是个年轻的女性。“请问有软卧吗？”隔着玻璃，我
担心她听不见。
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触，看着自己
的手吧，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那
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家。
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班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
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要买不买？”
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头看着地。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
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
没有吗？
她把几张票和找的零钱从润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
去照顾那老的，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声谢谢。
※ ※ ※ ※ ※
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计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
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
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现在得先给老人找候车室休息，售票口对面就
是软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吗？一拉开门，震裂耳膜的音乐当头盖下来，一男一女拿
着安克风正在放声高歌，音响放大到极致；候车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让老人坐下，
我去找车站服务员。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我凑近她，等
她暂时停下来，然后说：“你们可能小声一点吗？那位等车的老太大有点不舒服。”
服务员口齿伶俐地高声说：“这儿是茶室，怕吵就别进来。”
我看着她，多么熟悉的一刻，她的脸和那宾馆的服务生，火车站的售票小姐，
重叠在一起。怎么我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阅历，所有的人生哲学在此时此地都用不
上呢？我究竟有什么词汇能和她同一个频率地沟通呢？我听见自己说：“外边不是
挂着牌说这儿是软座休息室吗？”
“软座休息室现在是茶室，你要在这里坐，一个人五块钱。”她很干脆地说，
拿出票子。
我们三个人推着行李，在炸裂似的音响中，像在丛林里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
出去的门。
外面还是四十度。
※ ※ ※ ※ ※
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
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
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
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
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
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
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对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
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
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
山间小路
海德堡古城临河，河对岸山坡上有条羊肠小径，蜿蜒数里，覆着野花或莓果，
看季节变化，小路无人不知，因为历代哲学家，歌德、亚斯培斯、黑格尔、韦伯、
海德格尔……都曾经在路上徘徊，从“哲学家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城的石墙红
瓦和渐行渐渺的河景。
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也是一条山中小径；在那条小
径上，朱熹，张栻，王阳明，左宗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
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涟滟的湘江。
那条小路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着青苔或落叶。
小路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九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穿过重重叶层，将老槐树的影子闪烁洒在地面，与书斋
稳重密实的投影形成动与静的辉映，小径上光影错落，明灭之间时光恍惚，仿佛望
得见前行者踽踽背影。也是九月，不到四十岁的朱熹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长沙，也是
别的都不看， 渡过湘江， 直奔书院小径，与张栻会面。他要和张栻面对面地讨论
“中庸”里关于中和的概念。两个人不仅私下切磋，而且公开讲学辩论。开讲时，
“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两人渡湘江来回的地方就被老百姓唤为朱张
渡。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
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着书立言的人…
…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
百年前的中国。
可是这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朱熹日后
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胡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
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受朱熹牵
连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里想象得到，再过三十年，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
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逆党”变成太师，于是“伪学”又成
为官学。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恣意横暴地玩弄文明于股
掌之间？
也许因为天气炎热，也许因为书院里没有附设歌厅茶座，游人零落。我竟然可
以安安静静地举头细看那屋瓦的颜色：不识魏晋的青草一簇一簇点缀在瓦的行列间，
赫曦台上有个六岁大的女孩拿着毛笔，蘸清水在地面练字。回廊肃静，听得见风吹
的声音。如果吊上一盏风铃，檐间一定叮零清脆。可是这屋瓦回廊，我知道，并不
都是这么平静的；作为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