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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扯着沾泥的根。在房间里，碰见了写《红高粱》的莫言。表哥说：
“你们北京就是记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好像在回答，“我还在部队里。”
表哥说：“我是说，你们北京记者多、出版社多：”
“是呀！”莫言礼貌地回答，“我还在部队里。”
表哥有点气馁，转而问房里另一位北京人：“这里可不可以买到文字翻译的电
脑机器？”
北京人客气地回答：
“什么机？灭蚊子的机器？”
客人走了，表哥无奈却又不甚甘心地抱怨：“这里的人觉得我们讲话好笑，哼，
可是他们到了我们省里，我们可觉得他们怪腔怪调呢！”
下午五点，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
“是龙小姐吗？”一个沉着的男声。
“是的，您哪一位？”
“我们准备好了。”
“什么准备好了？”我糊涂了，莫非自己忘记了哪个记者的约会？
“嗯——”对方沉吟起来，又说：“你不要了吗？我们就在旅馆门口——”
“您究竟——”我正要口出不逊，表哥把听筒接了过去，连连说：
“就来就来。”
表哥拎起他的塑胶行李袋，轻快地走向门口，手扶着门把，回头说：
“表妹，八比一呢！昨天在友谊商店门口找上我的，有好几个人，约好今天换
钱。”
“等着等着！”我跳下床，把门关上，把他拉回来。
“你从乡下带了多少钱来？”
“九千块人民币！在乡下已经用六比一换成了美金，现在再用八比一换回去，
你看，我的路费都赚回来了。”
“表哥，你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一百多块，怎么会有九千块呢？廿年也积不起来
呀？”
“我当然没那么多钱，”表哥安慰着我，“这钱是乡里邻居朋友凑起来的．知
道我要来北京，让我来转一下，大家都可以赚一点。我家隔壁的老张还要我用你的
台胞证帮他买台彩电回去……”
他转身要走，又被我扯回来，我急急地说：
“表哥，你做什么我不管你，但绝对不要在这旅馆的范围里交易。”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家旅馆有个特殊的背景：它曾经是特务头子的私宅。
半小时过去了，表哥还没有回来。我立在长窗前探看，觉得不安：这个南方来
的庄稼汉正在北京一个胡同里和一个声音沉着神秘的陌生人交易，身怀巨款。
一个小时之后，表哥兴冲冲地推门而入。“你看！”
他将一团报纸包抛在床上，“你看！八比一。”
他坐在床沿，将报纸一层一层剥开。揭开最后一张，露出几扎砖块一样厚、钞
票一般大小的纸张。表哥生茧的手握着刚刚换来的钞票，突然颤抖起来：
“白纸——全是白纸——”
我凑近看看，除了上下两张是十元钞票之外，几捆全是粗糙的白纸。
表哥手忙脚乱地将白纸包成一团，跳起来就冲向门口，嘴里不清不楚地嚷着：
“报案！报案！”
“报案？”我一把拉他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违了法？”
“那我不管！丢了这么多钱，非报案不可。”
他走了。
暮色越来越深，天整个黑了。我坐在房里等着。不，还不到我该出面的时候吧？：
在这里， 我是个外籍人； 北京政府要驱逐一个外籍人时。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
“私下交易”。我不要送给它一个藉口。更何况《野火集》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
本，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更何况，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
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不，我还是暂时不要出面，再等等
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语言不通、满手粗茧的乡下人在派出所会受到
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
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
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
下交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
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
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
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
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
“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走到我面前。我和他
握手。
“你的笔锋很利。”他开口说。
“什么？”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地听到这样的客套虚话，真是不合时
宜。
“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表哥正襟危坐着，两手放在膝上，像个规矩的小学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
“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一个麻子，一个胖子，一个戴墨镜，腰上有对讲机，
还有一个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读者面对作者，提出问题：
“龙女士，您的书我很喜欢，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乱
吗？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
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你这案子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北京像这样的
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
“人民跟政府‘对立’，那政府怎么做事呢？”
“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号。那是个专门的、
职业的欺诈集团。总而言之，你太贪心了。”
“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出去呢？”
“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点绕绕，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
午夜十二点。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野火
集》上签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路 口
这是个人口在三四万之间的小城，名叫衡东，在东西南北街交汇的十字路口。
我将单车停下来。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乱成一团的路口，四个方向都在铺路，每一条路都只有半
边可行，尚未铺的半边矮下去，铺好的半边高上来，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悬崖一
样陡然截断。土路上摆着农人的摊子，这儿一篓丝瓜，那儿一笼橘子。水泥路面上
铺着一层泥泞干草，保护新铺路面的潮湿，三三两两的驴子摇晃着尾巴，闲闲地扯
弄着干草，各种各色的车辆拥挤在铺好的和未铺好的路上钻来钻去，忽上忽下，时
左时右，争夺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装的载客车——载满了人，几个年轻人还悬吊
在车尾——驶到断崖路口，唉呀，这么小而秃的车轮，这么高耸的路面，我以为它
肯定要翻车了，可是不，它像个螃蟹一样攀爬下来，喷出一团黑烟，继续勇往直前。
什么车都有，蜂拥而来的单车，脚踏的板车，两手扶着横冲直撞的拖拉机，拖
拉机改装的小卡车，小卡车扩大的小客车，冲着人老按喇叭的吉普车，暗着玻璃不
让人知道这里头坐着谁的桑塔纳小轿车……还有那运货的人，没有车而全凭脑子设
计出形形色色最原始的运货方法。譬如说，两块两米宽、三米长的木板要怎么运？
眼前穿过这两个人，一人肩上一根扁担，一前一后地行走，两块巨大的木板吊在扁
担的四头，把两个人夹在中间，一起平行地往前移动。譬如说，几十根粗壮的竹子
怎么运？两个轮子中间夹一块木板，竹子搁在木板上，一个人在前面拉着走，绳子
套在他的肩头，竹子的重负使他低头，身躯向前倾往地面，以拉纤的姿势苦苦前行，
他这一个人的“车队”前后就有十米多长。譬如说，三麻袋的米怎么运？每一袋都
有沉沉几十斤重呢，那个看起来瘦弱的年轻人，一次背一袋，已经把三袋都驮到了
路口。卸在马路中心，他歇了歇，喘口气，弯身驮起一袋，往西街走去，剩下的两
个麻袋丢在街心等着。再譬如说，不能走路的老人怎么送？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汉
子，背着老人，他的两只手臂往后环扣着老人，老人细瘦的脚像孩子一样在两边悠
悠晃晃，这汉子正穿过东街，向我走近。
倚着单车慢慢儿看，这个十字街口真乱得可以，在高高低低的路面上，在翻翻
滚滚的尘土中，人车争道；单车、板车、拖拉机、卡车、客车、货车、小轿车、吉
普车，挤挤攘攘，穿梭在长短不一，宽窄不定，移动无常的竹竿、木板、麻袋、行
人之间，既没有红绿灯的外在标识，也没有车马右行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完全没
有秩序的路口。
把单车的脚撑好，让我靠着后座，再看久一点。
没有秩序吗？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撞上那驮麻袋的小伙子？你看他这不就又过来
了，现在他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穿过街心——他甚至并不小心翼翼地左观右测，
他就那样什么也不看地吊儿郎当地摇着摆着，横冲过来、好像马上就要压死他的拖
拉机在离他手臂一公分的地方刹住，让他从容走过，司机“呸”吐了口痰，咬牙骂
了句“畜生”。又赶往下一场遭遇。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被那两口坐在十字路中心的麻袋绊倒呢？背着
老父的中年汉子走到麻袋跟前。眼睛眨都不眨地走过去了，载满毛猪的卡车离麻袋
老远就计量好距离，往斜里驶去，小伙子穿过枪林弹雨而安然到达，弯身一使劲，
麻袋已驮在肩上，他佝偻着背往前走，重压阻挡了他的视角，但是无妨，而他不让
车马时，车马就让他，当他放慢了脚步，车马就轰然向前，有无数个惊险擦身而过，
但也仅止于擦身而过。
在这单车上坐久了，看久了，我就发现，在表面的紊乱之下，这个路口，其实
隐藏着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人与车，路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刚柔交替，进退互助的
默契，不经心的小伙子和拖拉机的司机心里都明白，在一公分的千钧一发之间，他
们会闪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不觉察这种默契的人就觉得这个路口紊乱无章；或
者说，心里只认定一套规则，人就觉得这个路口毫无秩序。
可是，真有秩序吗？从衡山火车站一出来，就看见地上新染的血迹，破碎的机
车翻倒在泥地里，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