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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就是这里？
“按照他书里的描写，”满脸胳腮胡的乔玛说，“应该就是这栋楼。”
从弄堂穿过，来到了安静的天井，阿贝特街上的喧声就溶入了远景。这是栋八
层高的老房子，究竟哪一扇窗子是瑞巴可夫和萨沙住过的呢？
一个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打开了一扇窗，抖动她的毯子，又把窗关上。
她不就是萨沙的母亲吗？
你是记得萨沙的。
不到廿岁的萨沙，纯洁而正直，对社会主义建国充满理想和抱负，理所当然，
他是共青团的优秀忠贞青年。正由于他的理想和抱负，他批评了一个以政治意识挂
帅的老师，又在学校壁报上作了首打油诗，他被开除了学籍，从此变成一名“思想
有问题”的政治嫌犯，莫名其妙地被逮捕，莫名其妙地被监禁，终而流放西伯利亚。
瑞巴可夫所创造的萨沙其实是他自己，还有三十年代阿贝特街上那无忧无虑的
惨绿少年。斯大林掌权之后，白色恐怖无声无臭地钻进了人们温暖的被褥里。无忧
无虑的惨绿少年开始在半夜里失踪。忠贞的老党员突然发觉自己已成为“人民的敌
人”。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像萨沙那样微小的个人一个一个被抹掉了，像小
虫一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有多少像萨沙那样被抹掉的个人？你听历史学者说，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八的
短短四年之间，八百万苏联公民被逮捕，罪名都是“反革命”、“叛乱”。至少有
五十万人被枪毙。
你也听波兰人说，苏联征了一万多名波兰壮丁到苏联去，这些人一去不回。大
战后在卡定河边有人发现浅埋的万人冢。苏联政府说是德军干的，卡定河边的老村
民却说：
“骗鬼！我在德国人打进来以前就知道那儿有个万人冢。”
七十八岁的瑞巴可夫说：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身历万劫的我却不死——我活下来，就是要为那枉
死的人见证复仇。”
他复仇的宝剑只是一支笔。在一个百般禁忌、人人耳语的社会里，你发现，连
小说也活得狂然，发高烧似的狂热。八八年二月，精装本的《阿贝特儿女》上市之
后两天内售空：五十万本。没买到书的人只好到黑市去买，一本两百美元，大概是
一个工人的月薪。到八八年年底，书已经印了两百五十万本。
反 扑
你明白这些人不是为自己买一点可有可无的消遣，就像阿贝特街头驻足听诗的
人不是在观赏一场风雅的表演。听诗，是给禁锢的心灵松绑的片刻；读瑞巴可夫的
小说，是给心灵疗伤吧？那曾经跋涉到西伯利亚千里寻夫的妻子，那半夜里眼看着
儿子被逮走的母亲，那接到通知往监狱领尸的父亲，几十年来小心谨慎地活着，几
十年来那欲流的泪不曾流出、淤积的血不曾放出。瑞巴可夫的宝剑划开了伤口，让
泪水和着血水倾泻出来；他的小说，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人生吧！
而斯大林时代的人生，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年代、陌生的国度，你却隐隐觉得似
曾相识，仿佛有几道日光射到了记忆丛林中阴湿的角落。半夜两点，年轻的萨沙被
陌生人带走了。你阖上书，记起小学里的算数老师，平常爱说爱笑爱摸小朋友的头，
有一天，被几个穿便服持手枪的陌生人追捕，从楼下追到楼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
——你的教室——就从窗子跳下去了。死了。你和其他小朋友兴奋地挤在窗口，探
头探脑的，听见大人兴奋地说：“匪谍！是匪谍！”
你以为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竟然像游丝一样突然在日光里闪了一瞬；你想起
高中同学两眼红肿地告诉你，她的哥哥昨夜被陌生人带走了，还带走了他的日记和
书。你想起无忧无虑的大学时代里，总是有人耳语什么系的什么人失踪了。你和其
他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一样，带点惊讶地说：“真的？看不出来呀！”说完，就忘了，
只记得今后要和所有与那失踪者接近的人保持一点小心的距离，大家都这么说。
萨沙白发的母亲在绝望中对一个老共产党员说：“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
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不肯保护一个无辜的人，
也不会有人来保护你。”
啊，你的心深深地刺痛起来。当年，你也不曾去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不是因为
缺乏勇气，而是，在你党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无辜！与国家利益冲突
的人没有无辜的，你被教着这么想；但是谁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
究竟是为了谁，没有人教你这么问。你的无知，还有那看不见、说不出的白色恐惧，
使你对那总是半夜出现的陌生人不闻不问。
那失踪了的，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
“仅仅以人民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斯大林对自己说，“但是，
仅仅以恐惧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他
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
伟大的人物。”
为什么？你问。
“这种爱戴就使人民和历史把他统治时期的种种残酷归咎于执行者，而不是记
在他的账上。”
你觉得心悸：事实不正是如此吗？玩弄人民于股掌之间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施以恩，责以威，灌输一点爱戴思想，播弄一点恐怖手段，顺民就制造成了，连历
史都可以驯服。可是，瑞巴可夫笔下的斯大林是透明的，你又稍微乐观起来：谁说
被愚弄的人民不曾反扑呢？谁说幸免的人不会站起来复仇呢？
你又卷进了阿贝特街的人潮里，在另一堵斑驳的墙上，瞥见了叶利钦的照片。
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冲着你笑，那么年轻的一张脸庞，你想起沈从文的翠翠。她开
口用生硬的英语讲话了：
“请你告诉外面的世界：我们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他不应该让叶利钦下台……”
她把一枚叶利钦的照片胸章别在你襟上，很小心的，怕刺到你。你看着她春天
一般的脸庞，被阳光刷亮的发丝，那个心底的呼声像忍不住的喷泉：
啊！阿贝特的儿女！
在一条泥土路上
公路边无端立着一株苹果树，野生的，谁也不多看一眼。我们多看了一眼，就
发现树后那条荒僻的泥土小径。
九月的风浸着凉意，簌簌吹过满树累累的红艳。迟迟阳光穿过叶隙，浅浅地照
着一地滚落的苹果，风吹落，鸟啄落，还有那熟透了、忍不住坠落的苹果。
枝芽饱满得撑不住了，沉沉地垂下来。
在一粒粒苹果间找寻踩脚的空隙，跨过去，就是凹凸的泥土路了。两旁带刺的
蔓藤野蛮地窜向路心，蔓藤上挤着圆鼓鼓的莓果，一球一球地肿胀油亮，好像汁液
随时要炸溅出来。裙角拂到蔓藤；马上被固执地勾住，布裙上已经晕染开一片嫣红。
低头解开刺的时候，听见“噗”的一声，一个熟得发胀的黄梨正滚进草丛深处。
弥弥漫漫的玉米田，宽阔的叶子在风动中摩擦；驻足倾听，听得见每一刀叶缘
轻轻刮过另一刀叶缘的声响。行过玉米田，是一片牧场，抽长着油青青的草。两匹
马，是情侣吧？正以长颈厮磨，身上的毛灿灿发光。
转角的苹果园里似乎有人在用劲拔草。狠狠地拔着，告诉我们那草根扎得极深，
那拔的劲道因而极大。似乎有很多、很多只手在拔那柔嫩又强劲的青草。
转角了，不见人，却见苹果树下一团一团毛花花的白绵羊，低头啮草，专心一
致地啮草。一两只羊抬起头来看看我们，球球卷卷的白毛村托着黑晶晶的眼睛。
羊蹄踩破了很多苹果，酸酸的果香飘在暮晚的空气里。
三岁的华安跨坐在爸爸肩头，短短肥肥的手紧紧搂住爸爸的头，不时发出忍不
住的呐喊欢呼。他抚摸了马的背脊，细看了玉米顶上的穗花，低头闪过了果实累累
的枝桠，又抬头寻找了在云后忽隐忽现的初月。
现在，他把小手放在爸爸巨大的拳头里，蹲在草丛边，迫切地等待刚刚那只神
秘的蟋蟀再度鸣叫。
我斜倚着虬结的苹果树干，看见朦胧月光忽明忽暗地照着我心爱的人，在这条
生命丰满圆熟的泥土路上，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幸福。
然而我的幸福感并不曾满得溢了出来，因为我也些微知道，什么是忧伤。
※ ※ ※ ※ ※
乔治·史坦纳（George Steiner）在谈“语言及沉默”时，曾经为“平行时序”
的问题感到震动、困惑。他说：
“当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集体谋杀的那同一时刻，不管是两里外的波
兰农家，或是五千里外的纽约，人们在睡着、吃着、看着电影、作爱，或
者在为看牙医的事伤透脑筋。这两种同时存在的经验包含着两套完全不能
相容的价值观在内。两者同时进行是如此可怕的一个吊诡——集中营的存
在，固然是由于有人制造了它，同时也由于所有其他的人坐视它的存在。
难道说，真如科幻小说所写，这世间同时存在着平行时序，好的时序和灭
绝人性的堕落时序？”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早上九点，有人在吃早点喝咖啡，有人蜷在床上
宿醉难醒，有人在挑选领带与西装的颜色，有人——一个德国工程师，正
走向一个三十米长、三米深的大坑。他看见几辆卡车停在坑旁，全身武装
的士兵正把车上的犹太人赶下来。
“这些人，男女老少都有，在军官的命令下脱光衣服，鞋子归鞋子、
内衣归内衣，还要排列整齐。我看到一个大鞋堆，起码有八百到一千双鞋
子在那。
这些人不哭不闹的，赤裸着身子，和家人一一吻别，等着大坑旁另一
个黑衫队的士兵下命令。
我注意到一家人，大约有八个吧；一男一女，五十岁左右，还有五个
孩子，一岁的、八岁、十岁的，和两个廿岁模样的女儿。一个满头白发的
老妇人手里搂着那个一岁大的婴儿，轻轻唱着歌，逗着孩子玩。孩子咕咕
地笑着。孩子的父母一旁望着，眼里全是泪。
那个爸爸紧握着十岁男孩的手，轻声在对他说话；男孩拼命忍着不让
眼泪流下来。爸爸指指天空，摸摸男孩的头，好像在对他解释什么事情。
坑边的黑衫军官对他的同志呼喊了一声，后者数好了廿个人，命令这
些人走到土坟后面去。那一家八口也在里头。有一个瘦瘦的黑发女孩走过
我身边时指了指她自己，说：“廿三岁。”
我也经过土堆，赫然看见一个巨大的坟穴。躺着的人一个叠在一个上
头，塞在一起，只有头还看得清楚。每个头上都有血流到肩上，有的人还
在蠕动，有的人抬抬手，表示他们还没死。大坑已经满了三分之二，里头
起码躺了一千个人。
开枪的黑衫军人坐在坑缘，两只脚荡在坑里，枪搁在腿上，他正在抽
烟。
坑缘有一节土梯。全身赤裸的人走下梯子，踩在人头上走到坑中间，
趴在还在流血的人身上，有些还侧头抚慰未死的人。然后我就听到一排枪
声。
坑里有些身体在抽搐，血从颈子上流下来。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人
赶我走开，可是在附近还有两三个穿制服的邮差。
下一批人已经接着来到。
绕回土堆时，又来了一辆卡车。这一车都是老的病的。一个又老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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